完本神战

前期法家的批判（第3页）

把旧有的井田制打破，承认土地的私有而一律赋税，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因为这一变革，故地方制度也不能不变革，故有县令以下的“有秩史”等有薪俸的公家官吏出现。县令以下的职官，汉时是沿用着的，《汉书·百官表》云：“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三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巡，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后汉书·百官志》说得比这更详，在里之下便是什伍的单位，“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这些“秦制”不用说也就是商君的遗法了。这些新兴官吏，主要是用来推行法令和征收赋税的，而在本质上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机构，同时不用说也就是一些地方上的有产者参预政权的梯阶了。

关于爵秩等级，汉人也是沿用着的。《汉书·百官表》云：“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颜师古注云以组带马曰，簪者言饰此马也）。四、不更（颜注云：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颜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车也）。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颜注云：更言主领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小上造。十六、大上造（颜注云：言皆主上造之士也，案《秦本纪》及《商君书》均作‘大良造’，传世《商鞅量》亦称‘大良造鞅’，则上字盖后人所更易）。十七、驷车庶长（颜注：言乘驷马之车而为众长也。）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颜注：言其爵位上通于天子）。皆秦制”。这些秦制，当然也一样是商鞅的遗法了。

《列传》还纪述有“平斗桶权衡丈尺”一事，这也是后来秦始皇“同律度量衡”的张本。这事是在孝公十八年，存世《商鞅量》可为证。量作长方形的熨斗状，并不甚大，其铭为：“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之〕一为升”。器底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刻辞，足证商君之法沿用未改。马叔平告余云：“此量尊字即寸字，十六寸二分积为升，与《王莽嘉量》同”。马曾以《新莽嘉量》尺度其长广深度，其容积与文相合，因知新莽度量仍系周、秦之旧。这更可以说是商君遗法传世的物证了。

商君时的秦国社会是由奴隶制转入封建制的过渡阶段，由于土地制的变革，表示得非常明了。此外如上举“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就是解放奴籍；“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便是自由民依然可以降为奴隶。又《荀子·议兵篇》说到秦国的兵制：

“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之以庆赏，鳅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

据《汉书·刑法志》，这是秦昭王时的“锐卒”，而所沿用的是商君旧法。这儿也表示着过渡时代的面貌，成了“锐卒”的只要打仗得到五名著甲者的首级，不仅自己解放了奴籍，而同时还可得到五家的家奴。

商君的法，自然也并不就十全十美，祖述他的韩非也曾简单地批评过他，第一说他行法而不用术，第二说他的法未尽善。

因为行法而不用术，故虽使“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结果是把富强供给了人臣的把持。“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定法》）

法未尽善处，只举了一项以之为例：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剂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定法》）

这段文字有点含糊，“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似乎是假设。商君的法应该只是斩首者可以为官，官中既包含有医匠，故韩非引伸之，便为“斩首者令为医匠”。韩非所反对的，因而也只是斩首者可以为官而已。假使是这样，那么韩非的非难不免有类深文周纳。斩首者可以为官，官类甚多，为上者自可以量材录用，决不会让不懂医匠的人去做医匠的。

商君的法必然有缺点是毫无问题的事，可惜我们现在已不能知其详尽了。至于他的用法而不用术，正是初期法家的富有进步性的地方。初期法家主张公正严明，一切秉公执法，以法为权衡尺度，不许执法者有一毫的私智私慧以玩弄法柄。吴起、商鞅是这样，就是染上了黄老色彩的慎到（见《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本文不再赘述）也是这样。“术”是执法者以私智私慧玩弄法柄的东西，这倡导于老聃、关尹，而发展于申不害，再结穴于韩非。故如申不害与韩非，严格地说时已经不是纯粹的法家了。

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一定是王家本位。他们的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人民虽然受着严刑的压迫以为国家服役，但不必一定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并未全被抹杀，人民的大部分确实是从旧时代的奴隶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他的行法不避亲贵，因太子犯法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等到太子即位，公子虔之徒实行报复的时候，诬告商君造反，发吏逮捕，商君只好逃亡，然而找不到地方潜藏，因为“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如留宿无稽的人，发觉便须连坐），没有人敢于收容，结果他是被秦惠王车裂了。就这样，商鞅真可以说是弄到了“作法自毙”，然而在这儿正表示他的大公无私；鬼祟的权谋数术，专为一人一姓谋利益的办法，是还没有把他污染的。他的身世虽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确是成功了，吴起未能收之于楚的，他却已收之于秦，在他确实是比吴起更要幸运得多。这儿有偶然的因素存在，便是偶然碰着秦孝公命长，而楚悼王命短。不过中国的必变却是必然的，假使掉过来，楚悼王命长，秦孝公命短，则吴起必能成功于楚而收到变革中国的全功。或者两个王者都短命，则秦、楚之外的国家必会有完成这项使命的。

使商鞅成了功的秦孝公，我们也不好忘记，他确实是一位法家所理想的君主。他能够在二十余年间让商君一人负责，放手做去，不加以干涉，真是难能可贵的事。《战国策·秦策》载他要死的时候，打算传位给商鞅，而商鞅不受。这大概是事实，也正表示着秦孝公是怎样一位大公无私的人，而对于当时的新潮流，就连君位禅让说，都是想躬行实践的。古时候的政治家要想成功，最难得的是这君臣的际遇。齐桓公之于管仲都远不如这秦孝公之于商鞅，至于后代的刘先帝之于诸葛亮，宋神宗之于王安石，更是大有愧色了。

四　申不害

申不害与商鞅正整同时，迟商鞅死一年，其当韩国之政比商鞅之当秦政亦较后，学者多称“申、商”，叙申于商之前，殊觉不甚妥当。

申子虽被汉以后人称为“法家”，其实他和李悝、吴起、商鞅等的倾向完全不同，严密地说时是应该称为“术家”的。《韩非·定法篇》说得很清楚：“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饬也。”术是“帝王南面之术”，就是所谓权变，这和“法”认真说倒是不两立的东西。“术”导源于黄老，故司马迁以老、庄、申、韩同传，而说申“学术以干韩昭侯”，这是很有分寸的。

《申子》书，司马迁以为二篇，《艺文志》以为六篇，可惜都失传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似乎就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体篇》，我们不妨把它整揭在下边：

“夫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今使乌获、彭祖负千钧之重而怀琬琰之美，令孟贲、成荆带干将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俞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于乌获、彭祖而勇非贤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特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若响；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之矣。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迹，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之。

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共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

既名为《大体》，大约就是他的根本义了。从这儿可以看出，他的主张完全是以人主为本位。“一臣专君”，他可不问这“一臣”的政见如何，即定为“乱臣”，为“弑君取国者”。人主对于臣下，也就如富家贵室之对于“寇戎盗贼”。这个观点就是他的根本义的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要人君使用手段，装着一个糊涂的样子而一点也不要糊涂。他在教人君“无为”，事实上是说不要做粗杂的事，而是要做精微奥妙的机密的事。“正名”即是所谓“综合名实”，是他所特别强调的，但要怎样才可以做到呢？怎样才能够“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呢？虽然书缺有间，找不出明文，但也不外是多设特种网罗，以侦伺所谓“寇戎盗贼”之行径而已。

“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故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欲东至开梧，南抚多，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

“耳目心智之不足恃”，假使是作为纯粹的认识论上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前便能有这样深刻的见地，倒不失为大有哲学价值的命题；然而申子的本意并不是这样，他是教做人主的人听见要装作不听见，看见要装作不看见，知道要装作不知道，深藏不露，免得人有所提防，因而去听一切，见一切，知一切。《韩非·外储说右上》另外引用了他的一些话，刚好是把这层意思揭穿了。

“申子曰：‘上明见，人备之。……其知见，人惑之；不知见，人匿之。其无欲见，人司（伺）之；其有欲见，人饵之。故曰：吾无从知之，惟无为可以规（窥）之’。

一曰：申子曰：‘慎尔言也，人且知汝；慎而行也，人且随汝，尔有知见也，人且匿汝；尔无知见也，人且意汝。汝有知也，人且藏汝；汝无知也，人且行汝。故曰：惟无为可以规之’。”

知道的要装作不知道，不知道的要装作知道，要弄得别人把你不明其妙，那你就显得微妙神玄，深不可测了。这简直是一种恶性的专制独裁主义，同在《外储说右上》所引的另外几句话，更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了。

“申子曰：‘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

因此在申子的治下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他曾经说过：“治不逾官，虽知不言”（《韩非·难三》及《定法》）。守着自己的岗位，不准多说话。话都不准多说，自然不准乱动乱想了。故他又说：“明君治国，而（能）晦晦，而（能）行行，而（能）止止，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意林》二所引）。明君要把天下人当成木偶，完全靠着自己的“方寸之机”在那儿运转天下。

申不害贵“因”，贵“数”，均取则于慎子，但慎子一以“法”为依归，以“法制礼籍立公义”，在法之前即人君亦不能“以心裁轻重”，所谓“大君任法而弗躬”，所谓“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正是把李悝、吴起等实际家的措施理论化了。而在申子则是以“术”为凭借，而把法放在不足轻重的地位的。虽然他也在言法：

“君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治，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类聚》五十四，《御览》六三八所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