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前期法家的批判（第4页）

“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同上，又《文选》颜延年《宴华林诗》李注及邹阳《狱中上书吴王》注）

这只是蹈袭慎子等纯正法家的语柄而已，他自己的实践倒反而是玩弄公法。《韩非·定法篇》曾经这样批评过他：

“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韩者晋之别国也。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

这所说的仿佛只是“奸臣”在玩弄法轨，其实申不害之所以“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正是便于自己用术的人好上下其手。这种态度是和理论的法家慎到，实践的法家李悝、吴起、商鞅诸人，全相刺谬的。这正是法家与术家不同的地方，商鞅与申不害不同的地方。

“魏之围邯郸也，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问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不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因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悦以言于王，王大悦之。”

这件故事又见《韩非·内储说上》，而内容稍有不同，但两说合勘，可以看出事件的全貌。

“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将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不则恐恶于赵；乃令赵绍、韩沓尝试君之动貌而后言之，内则知昭侯之意，外则有得赵之功。”

赵绍即赵卓，韩沓与韩晁自系一人，而名必有一误。考魏伐赵围邯郸，是在魏惠王十七年，赵成侯二十一年，韩昭侯九年。赵被魏兵，故遣人求救于韩，于时乃申不害相韩之第二年，与“始合于韩王”之说正相合。韩国究竟参加了那一边，两说都不明，但就史事看来，就在昭侯九年，韩侯朝魏于中阳，其明年魏又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足证韩国是参加了魏的一边，而拒绝了赵的请求。朝魏于中阳一事，《韩策》曾有一段说客的话加以赞扬，谓出于“申不害之计事”。

“昭厘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士也，韩与魏敌侔之国也。申不害与昭厘侯执珪而见梁君，非好卑而恶尊也，非虑过而议失也。申不害之计事曰：‘我执珪于魏，魏君已（原作“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俯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昭厘侯听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虑事而言之，忠臣也。”

参合起来，可见申不害先生是怎样的狡猾。他本心是想答应赵国的要求的，恐怕韩侯疑心他“外市（倚仗外国的势力买空卖空），唆使赵、韩二人去试探韩侯的结果，知道了韩侯是倾向魏国的，故改变自己的本心，尽力迎合，率性更劝韩侯执珪朝魏，与魏结为同盟。他这人是怎样的无主张，无定见，专门逢迎上层，以图固宠持禄，是明白如画的。

《韩策》另外还载有一件事体，是“大成午从赵来，谓申不害于韩曰：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这事亦见《韩非·内储说下》，大成午误作大成牛，《史记·赵世家》复误为大戊午，《汉书·古今人表》与《韩策》同）。我疑与前“赵令人因申子于韩，请兵净以攻魏”者是一件事，那个“人”就是这位大成午。大成午是赵国的宰相，可能是当国家危急的时候，赵相亲自出马了。这个揣测如不误，那他对于申不害的提议虽然很受欢迎而却没有被接受，便是那没有下文的下文了。

“韩昭侯谓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

申子曰：‘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今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

昭侯曰：‘吾自今以来知行法矣，寡人奚听矣！’

一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

昭侯曰：‘非所学于子也。听子之谒，败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谒？’

申子辟舍请罪。”

这个故事也见《韩策》，“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两句作为“循功劳，视次第”，前一句虽然没有什么不同，而后一句颇有悬隔，“视次第”便可能是专看资格说话了，不知那一边近乎真实。但无论怎样，由这儿又可以看出，申子这个人是怎样的言不顾行。他嘴里尽可以讲些漂亮话，做起事来却是两样，这也正是所谓“术”了。言行一致，表里通彻，那里还有什么权变呢？假使果然是“因能授官”的话，则法家的主张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的。只要申子的从兄是一位人才，申子尽可以据理力争，为什么一遭拒绝便要“辟舍请罪”？申子之所以如此，足见他自己心虚，也足见他的从兄不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而申子只是循私请谒，偷巧尝试。《韩策》在“辟舍请罪”之下更加了一句，“曰君真其人也”（老头子究竟厉害！）这似乎更是有心形容申子的卑鄙了。司马迁说“申子卑卑”，无疑也是包括着他的人格在说的。

申子所事的韩昭侯，倒确也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人物，《韩非》书中有好些处关于他的逸事，都表示着他是一位爱弄小智小慧，自作聪明的人。故事琐碎，无须乎多举，只举一事以示例。

“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内储说上》）

这“爪”恐怕是爪甲上的套饰，故所以能够“握”之而“佯亡”。像这样，专爱使用些小诡计，什么小事情都要管的人，断断乎是难于侍候的，而申子却做了他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不显得申子真是有天大的逢迎本领吗？韩非责备他“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实在也未免求之过高。他不仅不是那样的人才，而且也没有那样的野心。他的恶性的独裁主义恰足以使他与韩昭侯相安无事而已。

值得补充的，是先秦名辩思想的潮流，在申子手里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实用方面，便是综合名实，所谓“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圣人贵名之正”。这更发展而为后世的名分论。包含《慎势篇》的《吕氏春秋》的《审分览》，各篇理论率与申子相符，我疑都是取材于《申子》书，否则也是申子说的敷衍，且引用下列一段文字以为正名之义的注脚：

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于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

今有人于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

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愚忳），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耶！

故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于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于大湫，命（名）之曰无有。”

这一大段文字，我不惮烦地把它抄了下来，我们请拿来和上举申子遗说相印证，便可以知道是很合符契的。例如上举“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止”的那些话，差不多有点不知所谓的，而这儿的“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却等于是详细的注释。《吕氏春秋》本是一种杂纂的类典，故我相信这些文字可能就是申子的遗文，至少也可以说是申子学说的引申了。

结语

以上我把前期法家追踪了一遍。除子产是一位时代的前驱者，虽应时而立法，但无一定的法理意识之外，其他如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便都是以学者的立场，以一定的法理为其立法的根据的。但从这儿可以踪迹出两个渊源。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子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慎到和申不害是属于黄老学派。但慎子与申子亦复不同，慎子明法，而申子言术，慎是严格意义的法家，而申是法家的变种——术家了。慎虽属于黄老学派而后于子夏，可知他的明法主张是受了子夏氏之儒的影响。因此，前期法家，在我看来是渊源于子夏氏。子夏氏之儒在儒中是注重礼制的一派，礼制与法制只是时代演进上的新旧名词而已。《论语》载子夏论交，“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荀子骂子夏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也正活画出一幅法家态度。思、孟一派的大宗师子游氏更笑“子夏之门人小子”舍本逐末，只“可以当洒扫应对进退”，要算是尽了轻视的能事。根据这些，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子夏氏之儒在战国时代确已别立门户，而不为儒家本宗所重视了。《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独无子夏氏之儒，要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也才可以得到了解。那是因为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了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而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的。然而秦、汉以还，子夏这一派又成了儒家的正宗，不仅是礼教的渊源，而且序《诗》，传《易》，受《春秋》，差不多六艺的传授都出自子夏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都是古文家们所伪造的传统。其所以然的原故，是秦尚法而汉尊儒，法与儒在事实上已混为一家，故尔后起的古文家们在方便上便大捧其子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