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前期法家的批判（第2页）

他曾经师事过曾申，也师事过子夏，自然也是在初期儒家的影响中陶冶出来的人。他曾事魏文侯与武侯，为魏守西河，出于翟璜所荐。后为王错所谗，乃逃入于楚，为楚悼王令尹仅一年，而悼王没。仇视吴起的“楚之贵戚”射杀吴起于悼王尸次。这是悼王二十一年的事。

吴起在魏的期间比较长，在楚的期间比较短。在魏所留下的德政是兵制的建设。魏惠王时公叔痤为将，与韩起战浍北，痤获胜，惠王郊迎，赏田百万，公叔痤不敢受，他曾经这样说过：“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那时吴起早已死了，惠王还“索吴起之后，赐之田二十万”（以上见《战国策·魏策》）。足见魏国的兵制是吴起的余教。那么魏国的兵制又是怎样的呢？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当此之时，合纵连衡，转相攻伐，代为雌雄。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汉书·刑法志》）

由这段文字看来，可知齐的技击创始于孙膑，魏的武卒创始于吴起，秦的锐士创始于商鞅，魏的武卒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刑法志》引用了荀卿的话（案出《荀子·议兵篇》）：

“魏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这是一种常备兵的设置，这无疑便是所谓“吴起余教”了。他的兵书四十八篇，在《汉志》属于“兵权谋”类，可惜已经失传，现存“《吴子》六篇”乃是伪托。他的兵法自然无从得而详悉了。

《吕氏春秋·执一篇》载一故事，乃吴起与商文争相（《史记·吴起传》误作田文），吴起曾举三事自负。第一事是：“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第二事是：“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爰）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爰）轻”。第三事是：“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以军事列在第三位，而以政事列在第一位，足见吴起自己也并不以兵家自甘。他在楚国的一段短暂的期间便纯粹是以政治家的姿态出现的。但他在楚国立了些什么法制，详细的情形可惜一样地无法知道了。只他所执行的一些原则，在各种文献里面略有散见。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史记·吴起列传》）

“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余，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览·贵卒》）

“吴起教悼王以楚国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和氏》）

“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战国策·秦策》范睢语）

“吴起为楚悼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南收扬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同上蔡泽语）

据这些资料看来，吴起行之于楚的办法，和商鞅后来行之于秦的，差不多完全一致。毫无疑问，吴起也应该列入于法家的。只是他在楚国行法未久而遭了暗杀，以致前功尽弃，因此他的法家履历便不及商鞅的那么显著了。

吴起的态度，是扶助楚国的公室和私门斗争，而主要的策略是在争取人民。“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自然是强迫贵人们和他们的所属去垦荒，而贵人们所遗留下的土地，大概是收归国有了。“以扶养战斗之士”，“以奉选练之士”，自然就是收回国有了的土地的用途，而这些“战斗之士”或“选练之士”应该就是由人民选拔出来的。就这样使人民得到了解放和富裕的机会，借此以和私门争取不足的人民，并诱致邻国的人民。怎样“扶养”或“奉”的情形无从知道了，只他苛于大臣封君，而惠于人民士卒，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儿我感觉着吴起不失为当时的一位革命的政治家，他的不幸是在悼王死得太早。假使悼王迟死，让他至少有十年或五年的执政期间，则约定俗成，他的功烈决不会亚于商鞅。战国的局势主要是秦、楚的争霸，吴起的霸业如在楚国成功，后来统一了中国的功名恐怕不必一定落在秦人的手里了。

三　商鞅

商鞅是李悝的学生，与吴起同是卫人而年辈略后。他也是在魏文、武二侯时代儒家气息十分浓厚的空气中培养出来的人物，他的思想无疑也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史记·商君列传》，说他初见秦孝公的时候说以“帝王之道”，未能投合，继说以“霸道”，再进说以“强国之术”，而后孝公大悦，遂见任用。这些大概是事实。这也表明他虽然学过儒术，但他是更重实际的一位政治家，也很想“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的。故他不用于魏便尽可以远走高飞，入秦而谋魏；入秦乃因孝公宠臣景监而求见，可见他是怎样的不择手段。有名的欺骗公子印以败魏师的事，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

但他是一位时代的宠儿，生当大变革的时代，又遇着信任专一的孝公，使他能够放手做去，收到了莫大的功名，他比起李悝、吴起来实在是更加幸运的。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后果，甚至于我们要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么夸诞的。

商鞅的“变法之令”，在《列传》中叙述得比较详细。“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纠伺）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主要是重耕战，贱工商，奖励告密，实行连坐。“奸”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盗贼及违反法令者之类了。《韩非》书中也屡次提到商鞅变法的故事，所说的情形更为综括，但大抵和《列传》差不多。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奸劫弑臣》）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定法》）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和氏》）

只有“燔《诗》、《书》”一项为《列传》所无，不知究竟是不是事实。假如是事实，那焚书之事便不始于秦始皇了。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可能已有“《诗》、《书》”，如《书经》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誓师之辞，《国风》中有《秦风》，多系襄公时代的诗。传世《石鼓文》，据我所考定，也是襄公八年时的作品，而它的情调结构颇近于大小《雅》。但这些高度的文化生活只限于上层，而秦国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则是非常原始的。请看商君的自白吧：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这些事是在孝公十二年。“作为冀阙，筑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可见商君也在著手于文教工作，他假如曾经“燔《诗》、《书》”，主要是在防止上层的文弱化吧。

商君主张严刑峻法，他自己是有一番理论根据的。《韩非·内储说上·七术》有下列的一节文字。

“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罹）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

一曰：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这“公孙鞅曰”以下的话见今《商君书·靳令篇》，但和这《靳令篇》大同小异的文字复收为《韩非》书的《饬令篇》。在这儿似乎透露出了造作《商君书》者为谁的一个线索。现存《商君书》除《境内篇》殆系当时功令，然亦残夺不全者外，其余均非商鞅所作。其作伪之最显著者当推《徕民》与《弱民》二篇。前者言及“长平之胜”，乃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破赵长平，坑降卒四十二万人之事，在商君死后八十二年。后者不仅语袭《荀子·议兵篇》，而言“秦师至，鄢郢举，……唐蔑死于垂沙”，乃楚怀王二十八年，秦昭王六年时事，也不是商君所能见到的。伪此书者，我疑就是韩非的门人，乃韩非死后留仕于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为之，文多槁瘠，意杂申、韩，故如《靳令》这篇文字，既被编为《商君书》，亦可收入《韩非》书了。

战国时法家所共同的一个倾向，是强公室而抑私门。这里是含有社会变革的意义的。从春秋中叶以来私肥于公的实际漫衍而为下克乎上的斗争。有的私门已经占了胜利而化为了公家，如韩、赵、魏、齐，有的还在演变中如秦、楚、燕，而这些旧的公家也被逼得非采取新法不可了。吴起变法于楚，商君变法于秦，都是这种意义。故商君的“坏井田，开阡陌”，在这变法过程中是更为重要的事项，它是把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改革了。

“十二年，初取小邑为三十一县（《列传》同，《秦本纪》作‘四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

“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

“十四年，初为赋。”（据《史记·六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