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措施出合（第3页）

因此，在均输、盐铁官营、平准推行过程中，就有人对国家垄断性的商业经营提出责难，《史记·平准书》载卜式指出：“郡国多不便县官（官府）作盐铁，铁器苦恶，贾（价）贵，或强令民卖买之。”“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吏坐市肆行列之中），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盐铁论·本议篇》载“文学”说的一段话，集中责难平准的弊病，内云：“县官猥发（乱发号令），阖门擅市（官府垄断市场），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谋）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就说明平准在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弊端。

均输、平准是国家通过垄断商业活动增加收入以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执行过程中也难免出现种种弊病。

酒类专卖是武帝执政时实行的最后一项官商垄断经营，亦为最先被解除的一项官商专卖经营。

酒类专卖在汉时称之为“榷酤”。“榷”在《说文解字》和有关注释是过河的横木，后来转义指专卖而言。“酤”通沽，指买酒、卖酒而言。这便就是武帝时所说的“榷酤”。

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夏，因天旱，“禁酤酒”，实际上是通过禁止买卖酒，而达到让人们少酿造酒而节约粮食的目的。

景帝末年，随着经济繁荣，粮食充足，就解除了买卖酒的禁令。景帝

后元元年（前143）夏，令“大醐（大聚饮）五日，民得酤酒”。根据文献记载，西汉解除酒禁就是从此时开始的。

此后，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元朔三年（前126）、太初二年（前103）、太始三年（前94）都有今天下或令民“大醐五日”的记载，遇大的礼仪活动也有赐民牛酒的记载。

随着酒禁的解除和酿酒业的发展，酿造和买卖酒就成了一项明显能够获取暴利的事业。

武帝所推行的几项经济改革，盐铁官营是在元狩四五年（前119—前118）开始实行、元封元年进一步推行；均输则在元狩五年试办、元封元年（前110）推行并在此同时设置平准。

元封元年是武帝推行其主要经济改革措施重要的一年。正是这些官营工商业措施帮助武帝渡过了当时的财政困难。收入增多了，支出也随之增大。

元封年间以后主要的开支有以下几项：一是礼仪活动，从元封元年武帝泰山封禅后，按规定每五年要去泰山修封、增封一次，有时不到五年就去一次，每次皆耗资巨大。

此外，汉武帝接连到汾阴祭后土、到雍祭五帝、到各地去祭名山大川，这类礼仪祭祀活动所用钱财加起来也耗去大量钱财。元封二年（前109）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这一活动虽是正当的发展生产的需要，但也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元封以后水旱灾荒频繁，有时受灾面积大、灾情重、流民多，赈济灾民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新开拓地区修建障塞等军事设施、戍守士卒给养、新置二十多郡的开销用费等等都是庞大的。

武帝奢侈的生活、毫无算计的赏赐也用去巨额钱财。若再加国家机构运转所需正常的费用如官吏的俸禄等，其耗费真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尽管桑弘羊等人尽心竭力地进行经济改革、增加收入，国库中仍然不会有太多的积存。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使李广利率“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伐大宛，次年败还敦煌，太初三年（前102），又增六万人令李广利伐大宛。

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轿大宛王首、获汗血马归。这次战争两次共征兵数十万人，前后四年，路途遥远，最后胜利返回至玉门者仅万余人、马千余匹。

天汉二年（前99）李广利又率三万骑出酒泉至天山击匈奴先胜后败而归，李陵率步卒五千败降匈奴。

这时新的财政困难又出现了。天汉三年（前98）春“初榷酒沽”，这一条法令禁止民间酿酒、卖酒，这一财源遂为国家垄断。此后，酒类专卖就成武帝后期设置的官营专卖事业。

武帝去世之后，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诏郡国贤良文学开了盐铁会议，问民疾苦。会上，贤良文学全面否定了武帝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等经济改革措施，并提议罢黜。

但是，若全部罢黜这些措施，国家的财政开支又从又从何而来?因此，这年七月，下令“罢榷酤官”，取消了酒类专卖，其他的经济改革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算缗是国家征收的财产税。告缗是没收隐瞒向国家少缴纳、不缴纳财产税的有产者的财产。这两项政策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家以上的工商业者。

缴纳财产税，原是西汉初期规定的一种制度。景帝后元二年（前142）五月诏曰：“今訾（资）算十以上乃得官。”服虔曰：“訾（资）万钱，算百十七也。”这里“七”应是衍文，实际是资万钱，缴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此处的财产税是针对有产民户的，并不是专门针对工商业者的。

武帝即位后，逐步通过征收财产税方式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商贾，《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六年（前129）“初算商车”注引李奇曰：“始税商贾车船，令出算。”至于商贾车船如何出算赋，则无说明。

元狩四年（前119）冬，“初算缗钱”。所谓缗，是指穿钱的丝线，用丝线穿钱，一千钱一贯，一贯出算二十钱，实际等于一百钱出二钱，税率为百分之二。这是现金税。这一年公卿上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少府存钱）以振（赈）元元（民众）异时（昔时）算轺车（小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接着，又提出征收财产税的办法：

诸贾人未作贳（赊）贷卖买，居邑贮积滞留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自报），率缗钱二千而一算。即缗钱二千纳税一百二十钱，税率为百分之六。

对于各种要缴纳租税及铸做器物的“手力”做工的“诸作”，“率缗钱四千一算”，一算百二十钱，平均一千钱纳三十钱，一百钱纳三钱，税率为百分之三。比商人减少了一半，算是对手工业者的优待。

可以和吏相比的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小车）一算；商贾轺车二算（二百四十钱）;船五丈一算。

隐匿财产不申报和申报不全的，罚戍边一年，没收全部本钱。揭发申报不实的商人者，以没收钱财的一半给之。

有市籍的贾人及其家属，不准占田，以便农。如果违令占田，就没收其土地、奴婢在内的所有财产。

以上算缗钱的条文中说明，算缗钱的规定具有强制性。这些规定的推行受到了以商人为主的豪富们的强烈抵制，以商人为主的豪富们争相隐匿财产，逃税漏税。对这种情况，武帝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告缗运动，使向商人征收财产税的算缗钱，发展成为一场剥夺商人财产的运动。这是元狩四年（前119）的告缗令。

武帝发动全国性的告缗运动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元狩四年（前119）发布告缗令后，原想树立正面典型，鼓励富豪把财产税缴给国家。恰巧那时有个叫卜式的人，曾上书愿以家产之半捐给国家，以助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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