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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祖明皇帝中之上(第2页)

11 十一月三十日,日食。

12 十二月二十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13 十二月三十日,吴国大赦,改明年年号为嘉禾。

六年(公元232年)

1 春,正月,孙权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回来,又自陈长期远离父母,不能早晚问安,有亏于为人子之道。孙登又陈述陆逊忠勤,无须顾虑。于是留在建业。

2 皇帝下诏,将诸侯王的封地,由郡全部改称为“国”。

3 皇帝爱女曹淑夭折,曹叡悲痛万分,追谥为平原懿公主,立庙于洛阳,葬于南陵,命娘亲甄氏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追封甄黄为列侯,为他设立继承人,继承他的爵位。皇帝又要亲自送葬,要去许昌。司空陈群进谏说:“八岁夭亡,才是‘下殇’(殇,指夭亡,十六至十九岁为长殇,十二至十五岁为中殇,八岁到十一岁为下殇,七岁以下为无服之殇,不足三月不算殇),都没有丧葬礼仪,况且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之礼治丧,特别给她缝制官服,满朝都为她穿上丧衣,早晚到灵前哀哭,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而今陛下又要前往墓地,亲自送葬,希望陛下停止这种无益有损之事,这才是天下人一致的心愿。又听说车驾要前往许昌,太后宫和皇后宫上下,一起东行,举朝大小官员,无不觉得惊讶奇怪,有的说是为了避开衰运,有的说要营建新的宫殿,换一个环境,还有人揣测其他缘故。臣认为,吉凶有命,祸福由人,要移走求安,毫无益处。如果一定要移避,修缮金墉城西宫,以及孟津别宫,都可以暂时安住。何必将整个皇宫的人,暴露在野外道路,公私烦费,不可计量。况且吉士贤人,都不随便搬家,让乡邑之人安宁,不要有恐惧之心。(这里有个典故,子思居于卫国,有齐寇,有人说:“寇盗来了,要撤走不?”子思说:“我走了,你跟谁在这儿防守呢?”)更何况陛下是帝王,万国之主,行止动静,岂能轻率行动。”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逝,陛下都没有去送葬,这是为了以社稷为重,防备事变,何至于为一个婴儿要去送葬呢!”

皇帝都不听,三月七日,皇帝出发东巡。

【华杉讲透】

曹叡因为爱女夭折,认为洛阳宫中有邪气,要举宫搬去许昌躲避。群臣都觉得他不可理喻。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越是大人物,越是居于高位的人,越容易迷信。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对居于下位的人来说,皇上、老板,就是天,就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就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如果他是一条船,老板就是他的舵手、他的定心丸、他停泊的锚,他的眼、耳、口、鼻、心,都锚定老板就行。老板就可怜了,他没有依靠,没有方向,他是给别人派定心丸的人,没有人能给他派定心丸,他缺少一个“锚”,找大师,问鬼神,是他在“心里寻锚”。而老板经常会看不清最简单的道理,做不出最显然的判断,下不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决心的决心,做不出最容易的决策,都是这种心里没锚的副作用。

理解吧,理解万岁!

4 吴主孙权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从海路去辽东,找公孙渊求购马匹。

当初,虞翻性格耿直,经常酒后失态,又喜欢顶撞别人,所以也经常被人谤毁。孙权曾经和张昭谈论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什么仙人!”孙权对虞翻,积怒不是一次两次了,于是将他贬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说,认为征讨五谿蛮才是该干的事,辽东绝远,就是他派使者来归附,也不足为取,更何况派人拿钱去买马,既于国无利,又恐怕一无所获,写了奏书给吕岱。吕岱压下他的奏书,没有报上去。但是虞翻被爱憎举报,再被贬到苍梧猛陵。

【华杉讲透】

这里特意留下原文“爱憎”“为爱憎所白”,做一讲解。“爱憎”是什么呢?胡三省注解说:“谗佞之人,有爱有憎,而无公是非,故谓之爱憎。”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儒家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但是没有“爱”,而且始终把“爱”作为一个需要戒慎的事情,在这里“爱憎”竟然成了一个贬义词。

《大学》讲正心:“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忿懥、恐惧、喜好、忧虑,都是人之常情、当然之则,但是,要随事而应,而各中其则,事已即化,而不留于中,则心之本体,还是一面明镜,只有是非,没有爱憎。

孟子的四端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但是没有讲爱憎之心。在中国文化里,爱憎之心是需要克制的。

5 夏,四月六日,皇帝抵达许昌。

6 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7 秋,七月,任命卫尉董昭为司徒。

8 九月,皇帝前往摩陂,修治许昌宫室,起景福殿、承光殿。

9 公孙渊阴怀二心,数次与吴国通使。皇帝派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从海路进讨,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进军。散骑常侍蒋济进谏说:“但凡不是相互吞并的敌国,没有起兵叛乱的臣子,不宜轻易去讨伐。如果讨伐,又不能制伏他,这反而驱使他和我们为敌。所以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然就解决了。如今辽东远在海边,数世以来,一直都听命于朝廷,每年送来计簿,举荐孝廉,进贡职责,从未耽误,官员们对辽东都很赞许。假如我们一举攻克辽东,得到它的人民,也不足以让国家强大;得到它的财富,也不足以使朝廷富足。而一旦用兵不利,则白白结怨失信。”皇帝不听。田豫等出兵,徒劳无功,于是又下诏撤军。

田豫认为,吴国使团周贺等从辽东返程,时已冬季,海上风大,一定不敢深入大海,而是顺着海岸航行,东边没有海岸可靠,一定经过成山,成山没有海港可以停船,他们一定会登岸。于是田豫预先派兵在成山屯据。周贺等还至成山,遇上大风,果然靠岸。田豫等勒兵攻击,斩周贺。孙权接到消息,才想起虞翻的话,于是召回虞翻于交州,可惜虞翻已死,只将他的棺柩运回。

10 十一月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11 十二月,皇帝回到许昌宫中。

12 侍中刘晔为皇帝所亲重。皇帝想伐蜀,朝臣内外都说:“不可。”刘晔进去和皇帝商议,却说:“可伐。”而出来之后跟其他朝臣交换意见呢,他又说:“不可。”刘晔有胆识智慧,无论他说可伐还是不可伐,都有充分的理据,能让人信服。中领军杨暨,也是皇帝亲信大臣,又非常敬重刘晔,杨暨是坚持不可伐意见最坚决的人,每次从宫中出来,都去找刘晔讨论,刘晔也跟他一起分析不可伐的理由。后来,杨暨又跟皇帝讨论,急切谏止,皇帝说:“你一个书生,哪里懂得军事!”杨暨说:“就算我的意见不足以采信,那侍中刘晔,是先帝谋臣,他也说不可伐蜀啊!”皇帝说:“刘晔每次都跟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召刘晔来对质。”皇帝把刘晔召来,刘晔始终一言不发。后来单独晋见,刘晔责备皇帝说:“要伐一国,这是大谋,臣得以参与大谋,睡觉都怕说梦话不小心泄露了机密,怎么敢跟别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意见呢?兵者,诡道也!军事未发,就要严守机密,陛下怎么能公开讨论,恐怕现在敌国都知道了!”于是皇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又责备杨暨说:“钓大鱼,要放长线让它跑,跟着它,等它筋疲力尽,才能制伏。人主之威,岂止是一条大鱼!你诚然是一个忠臣,但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实在是不足取,不能不仔细考虑啊!”杨暨也向他道歉。

有人对皇帝说:“刘晔不是忠臣,他是观察陛下的意思,然后迎合陛下。陛下可以试探一下,把陛下反对的事情,当成赞成的事情,告诉刘晔。然后问他意见,如果他也反对,那是他跟陛下意见真的一致。如果他表示赞成,就真相大白了。”皇帝依言而行,果然发现刘晔实情,从此就和他疏远了。刘晔于是精神失常,被逐出中枢,任外朝官职大鸿胪,忧郁而死。

【傅玄曰】

巧诈不如拙诚,这是正理!以刘晔之明智权计,如果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就算和古代圣贤相比,他也不差!只是凭借自己的才智,而不是敦实诚恳,内失君心,外困于俗世,最终给自己造成危局,岂不可惜!

【华杉讲透】

永远不要跟人斗智,一片至诚即可。人世间的智慧和聪明,可以蒙骗一人,但不能蒙骗所有人;可以蒙骗一时,但不能蒙骗一世。刘晔智商太高了,他骗人被戳穿,还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得皇帝、大臣都向他认错道歉,但最终还是得败露。这样把皇帝都当小孩耍弄,不死已经是万幸了。《资治通鉴》说他“发狂”,恐怕也是装疯吧,装不下去了,就只能装疯。让你装!装疯,是装的最高境界,是装的大结局。

13 刘晔曾经诋毁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惧怕,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明圣,大人身为大臣,就算不合,最多也就是不做三公罢了。”后来过了数日,皇帝的怒气果然纾解了。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为有才能,得到皇帝宠幸。廉昭喜欢揪别人的小过失,来求媚于皇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说:

“臣看见廉昭上奏,弹劾尚书左丞曹璠,说他有罪罚之事应该向上汇报的,没有依照诏令处理,曹璠因此被责问。廉昭又说:‘其他应当坐罪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不接受处罚,又不敢为自己辩护,辞意恳切惨恻。臣为朝廷感到痛惜!古代帝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人民,无不是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如今陛下忧劳万机,甚至晚上还挑灯处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还是不完备,而刑法禁止之事,日益松弛。究其原因,不是臣子不尽忠,而是君主不能很好地驱使他们。

“百里奚在虞国是个愚人,到了秦国,就成了智者。豫让在中行氏,只能苟且偷生,到了智氏,则名节显著,这都是古人已经验证的了。如果陛下认为今世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佐,难道可以远追后稷、子契的踪迹,或者坐待来世之俊才吗?如今的所谓贤者,都已经是高官厚禄了,但是,忠诚奉上的节操还没有建立,一心为公之心并不一致,为什么呢?因为委任给他们的职责并不专一,而且他们做事还有很多忌讳。我认为,忠臣不一定是皇上亲近的人,而皇上亲近的人也未必忠诚。如今,有和皇上疏远的人上书非议别人,陛下就认为他是公报私仇。赞扬别人呢,陛下又认为他以公济私,陛下左右的人再添油加醋,讲一些爱憎之说,就让疏远的人都不敢毁誉他人了,以致政事的好坏,都受到嫌疑。

“陛下应该多想想如何去开阔朝臣的心胸,激励有道的节操,让他们以古人勉励自己,名垂青史。现在反而让廉昭之流扰乱其间,我担心大臣们都变得一心只管保住自己的位置,对政事得失只作壁上观,那就成了来世的警诫教训了。就像当初周公告诫鲁侯(周公封在鲁,因为他要留在朝廷辅佐成王,派儿子伯禽为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怨恨你不任用他们。’意思是说,不贤则不可以为大臣,而一旦做了大臣,就不能不用他。《尚书》数次谈论舜的功劳,说他除去‘四凶’,不是只谈有罪,就不问大小一概斥退,而是将小过错略去不问。如今朝臣并不认为自己无能,而是认为陛下不用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知,而是认为陛下不问他。陛下何不效法周公如何任用人,舜如何斥退人,让侍中、尚书坐则侍从于帷幄,出则跟随于华辇,亲自回答诏问,各自施展自己的才学,则群臣的品行也可得而知之,忠者能进,劣者能退,那谁还敢推脱犹疑,不尽其才学呢!以陛下之英明,亲自与群臣讨论政事,让群臣人尽其才,贤愚能否,都在于陛下怎么用他们。如果能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

“每次有军情,诏书总是说:‘谁会为此忧心呢?就只有我自己忧心罢!’进来诏书又说:‘忧公忘私的人,一定没有;能先公后私,也就能把事情办好了。’我读到这些明诏,知道陛下非常了解下面的情况,但是也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一个人有没有能力,这是他的本性,我也认为现在的朝臣,不尽称职。明主用人,要使能者不敢不尽其力,不能者不得居于其位。选拔官员的时候没选对,这未必就是罪过。但是,举朝都能容忍不称职的人居于那个位置,就是怪事了。陛下知道他不尽力,却替他忧虑;知道他不能胜任,却还是让他负责,这不是徒然搞得主上操劳,而臣下休息吗?就算是圣贤并世,也不可能这样治理国家。陛下又担心宫中禁令不密,人情请托不绝,做出迎客出入制度,让恶吏把守官衙大门,这也没有抓住为禁之根本。当初汉安帝时,少府窦嘉授予官职给廷尉郭躬没有罪的哥哥的儿子,尚且被群臣举奏弹劾;如今,司隶校尉孔羡举用大将军司马懿举止狂悖的弟弟,而有司默然无声,观望风向,迎合司马懿,比受到指示还顺从,这就是举荐人才不按实际才能。窦嘉是皇亲国戚,郭躬也非社稷忠臣,尚且如此,以古观今,是陛下没有督促必行之罚,以杜绝阿附之根源啊!出入宫门的制度,以及恶吏把守大门,都不是治世的根本。假如能稍微采纳我的意见,何愁奸佞不被消灭,还要养着廉昭那样的人吗!纠察奸佞,是尽忠之事,但是,世人厌恶小人行为,是因为小人不顾道理,而是苟且为自己制造容身和幸进之地。如果陛下不仔细考察其终始,一定要把违背众人、忤逆天下的当成奉公;秘密观察别人过失,然后向上汇报当成尽节;通达大才难道还不会做这些事吗?他们只是顾道理而不屑于做罢了。让天下人都背道而趋利,那是人主最担忧的事,陛下又有什么快乐呢?”

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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