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呢?"
"顾星,九岁,儿童教育区。代号:Y-09-附属。直到她成年,独立分配代号。"
我接过胸牌,手指触到金属的棱角。那种触感像某种烙印,像某种被强加的、无法摆脱的标记。
"卫兰呢?"我问,"她的代号是什么?"
白大褂女人低头看手中的平板,滑动了几下。
"卫兰,"她说,"分子生物学家,种子库项目前负责人。代号:L-07。职能区域:生命科学实验舱。"
L-07。
我默念着这个代号,感到一种奇异的失落。卫兰。那个名字像一颗被埋进冻土的种子,而L-07像一层水泥,封住了所有发芽的可能。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白大褂女人第一次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不是冷漠,不是敌意,而是一种更深的、近乎疲惫的悲悯。
"因为名字是锚,Y-09。"她说,声音轻得只有我能听见,"而长明号……不需要锚。锚会让人想回头。而回头,意味着死亡。"
她转身走了。我握着那块胸牌,在人群中坐下,感到某种前所未有的虚无。
柳行舟死了。卫兰死了。活下来的,只是Y-09和L-07,两台功能单位,两个没有过去的幽灵。
星星靠在我肩上,小声问:"爸爸,我以后不能叫星星了吗?"
我看着她,看着那双和她母亲一样的、微微上挑的眼睛,感到眼眶发热。不,不能哭。不能在人群中哭。不能让孩子看见父亲哭。
"可以,"我说,声音沙哑,"在爸爸心里,你永远叫星星。但在……但在这里,我们要学会另一个名字。就像……就像玩游戏,扮演另一个角色。"
"什么角色?"
"一个……"我顿了顿,"一个勇敢的、能在黑暗里发光的人。"
她看着我,很久。然后,她点了点头,把脸埋进我的肩窝。
"好,"她说,"那我就是星星。即使在最黑的地方,也要发光。"
我抱紧她,在周围人群的嘈杂和广播的指令声里,感到某种比失去地球更沉重的东西正在压下来。
我们失去了天空,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名字。
而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