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第3页）

“殷契周金早擅场，井田新说自汪洋。庐瓜一样堪菹剥，批判依然是拓荒。”

“齐国官书证《考工》，纷纷臆说廓然空。晚周技史增新页，不下美洲发现功。”

“管家娃子扬眉日，正是士林得意时。狗盗鸡鸣君莫笑，帮闲衣钵滥觞兹。”

不过第三首仅侧重“帮闲”性质来看“士林”，和我的原意还不大相洽。其实“士林”就是封建社会的层累的统治者，“帮闲”仅是其中一小部分的弄臣而已。

社会机构得到明确的清算，从这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然后才能清算得更明确。我的对于孔子和墨子的见解，虽然遭受了相当普遍的非难，但我却得到了更加坚定的一层自信。大家都为后来的渲染所眩惑，孔、墨的基本立场究竟是怎样，不是只凭渲染去看，便是只凭自己的想象去描写；有一项重要的资料，《墨子》书中的《非儒篇》把孔、墨之所以对立的关系突露得非常明白，却一向不为人所注意。我抓到了这一项现成的资料，进行着阐述了孔、墨的基本立场，在公家腐败、私门前进的时代，孔子是扶助私门而墨子是袒护公家的。

杜老曾经说过我“有点袒护儒家”，其实，话不能那样笼统地说。“儒家”那样一个名词，便是非科学的东西。秦、汉以后的儒者和秦、汉以前的已经是大不相同，而秦、汉以前的儒者也各有派别。不加分析而笼统地反对或赞扬，那就是所谓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因为在你的脑筋里面先存了一个既成的观念，而你加以反对或赞扬，你所如何的只是那个观念而已。假如要说我有点袒护孔子，我倒可以承认。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袒护”他。我的看法和两千多年来的看法多少不同。假使我错了，应该举出新的证据来推翻我的前提。拘守着旧式的观念来排击我的新观念，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但我也实在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我在前写了《墨子的思想》，已经瞠惑了好些友人，今年我又开始写着《孔墨的批判》，不仅依然反对墨子而在反面还赞扬了孔子，这也恐怕要使好些友人更加瞠惑。然而我不想畏缩。今天已经不是宋儒明儒的时代，但也不是梁任公、胡适之的时代了。只要我有确凿的根据，我相信友人们是可以说服的。

有的朋友也很担心，以为我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但我的感觉却稍稍两样。在我认为答复歪曲就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敌对者不仅不能被你克服，而且你将要为敌对者所乘，把问题弄得更加纷挐的。

就在这样的意识之下，我在七月十九日便开始写《孔墨的批判》，写到8月1日得到初步的完成。

在这之后，我的研究有点波动。先是想继续“追求儒、墨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写了一些东西，结果不能满意，通同抛弃了。接着便徘徊于儒家八派与黄老学派的探索。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是八月十九日的事，日记里这样记着：

“读《管子·心术》、《白心》、《内业》、《枢言》、《戒》、《君臣》、《四称》、《侈靡》诸篇。忽悟《心术》、《白心》、《内业》与《庄子·天下篇》宋钘、尹文之学说为近，乃比较研究之，愈觉若合符契。无意之间得此发现，大快于心。此重要学派重见天日，上承孔、墨，旁逮孟、庄，下及荀、韩，均可得其联锁。在灯下更不断发掘，愈发掘，愈信其不可易。”

二十日我又把《心术》、《白心》、《内业》等诸篇整个抄写了一遍，发现了《心术下篇》和《内业篇》的中段相同，而简篇是错乱了，依着《内业》把它整理了出来，觉得更有条贯。

这个发现在性质上是属于考证部门的东西，和我所写的《批判》有点不相水乳，因此我便把它写成了另外一篇单独的文字。便是收进《青铜时代》的《宋钘尹文遗著考》。这是在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写作的，28日完成。它便成为了我的一项重要的副产物。

宋、尹这一派被发现，我对于齐国稷下学宫的黄老学派的清算便得到了一个头绪。

九月一日开始写《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主要依据《庄子·天下篇》的次第，连续批判宋钘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聃的三个派别。九月十九日得以完成。

这儿来了一个错综。在九月七日把关于田骈、慎到的一节草完之后，我却回到了《儒家八派的批判》里去。九月八日开始写作，十一日完成。到十八日又才回写关于关尹、老聃的一节。

儒家八派的追踪，在我认为是尽了我自己的能事。资料多被秦、汉以后的儒者所湮灭或粉饰了，所有的孔门弟子及其门徒都被涂上了正统派的色彩。然而，仔细分析起来，他们内部的派别性实在是相当可观的。而他们对于儒家以外的各派也是在相互影响之下，并不是那么互为水火般的存在。

九月二十一日开始写《庄子的批判》。《庄子》书是我从小时便爱读的一种，至今都还有好几篇文字我能够暗诵。但写起他的批判来却也相当吃力。主要的原因是书里面的各篇，究竟那些真是庄子本人的，那些是他的后学或许别派的，实在划分不出一条显明的界线。我只按照着一般学者间比较近于公认的一些见解，把《内篇》七篇作为庄子本人的文字而处理着，其他《外》、《杂》诸篇使它们处在从属地位，或则完全除外了。

这一批判写成于二十六日。日记里这样写着：“草《庄子》告一段落，拟补写一些庄子后学，但无甚新意。蔺且疑是蔺相如，时代性格均颇相合，可惜别无旁证”。这层意思我没有写在《批判》里面。我当时为了证成这一说也相当绞了一些脑汁，我疑“相如”即是“且”之缓音，但以终觉勉强，我把它抛弃了。

接着写了《荀子的批判》。十月十五日开始，三十一日完毕。

荀子的思想相当驳杂，最成问题的是《仲尼篇》的“持宠处位终生不厌之术”及“擅宠于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那完全是后代腐败官僚社会的宦海指南，令人怎么也不能忍耐。我本来是不大喜欢荀子的人，假使我抓到这些“术”便痛贬他一顿，更进而断定无怪乎从他的门下会有韩非那样刻激的术家，李斯那样无耻的卖友者出现，自然是很容易的事（在《先秦学说述林》的《后叙》里已曾这样说过），但我踌躇了。我感觉着荀子不至于这样卑鄙，而且那些“术”和他的《臣道篇》的见解也不能相容。是一真一伪，否则便有一先一后。假使说《臣道篇》是伪作或《仲尼篇》是晚年定论，那么荀子便值得铸铁像了。每读一次《荀子》，对于这一个问题总要伤一次脑筋，想不到妥善的方法来处理。

已经开始写作的第二天，十月十六日，我才终于发觉到《仲尼篇》不会是荀子的文章。荀子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把礼看得很隆重的，而本篇通篇却没有一个礼字。因此我又把《荀子》书通读了一遍，统计了各篇中的礼字。结果就只有本篇和《宥坐篇》没有，而后者自来是被认为“弟子杂录”的。那么本篇也可断定是“弟子杂录”了。一开首便是问答体，到这时又成了另一个证据。

就这样我总算费了一些心思，没有过于轻率地诬枉古人。

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屈。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荀子已经渐从这种中心思想脱离，但还没有达到后代儒者那样下流无耻的地步。

五

下乡之后，不知不觉之间便整整住了五个月，白果树的叶子逐渐翻黄，气候寒冷了下来，又到了要作进城打算的时候了。但我所想写的东西却还没有完毕。我想写《名辩思潮的批判》，企图把先秦诸子关于名辩的思想综合起来加以叙述。我不想把所谓名家的惠施、公孙龙诸人孤立起来看，也不想对于墨家辩者毫无批判地一味推崇，那种非辩证法的态度是我在整个研究中所企图尽力摒弃的。这工程比较艰巨，但我不能再推延了，很想火迫地把它完成，因为时局一天一天地严重了起来，敌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快要如愿，似乎不能容许我再有多的余暇来，在旧纸堆中出没了。

十一月六日我一个人进了城，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的庆祝。在城里住了九天，研究工作是完全停顿了。

十九日往北碚看舍予兄，来回又耽搁了三天。认真“开始写《名辩思潮的批判》”是二十九日。

在这时桂、柳相继沦陷，敌人还有西进的模样，一般人都有惶惶然不可终日的情形。逃难呢？上山呢？大家都在那儿认真考虑着。我在这时候却于十二月四日又把全家搬进了城。有的朋友感着奇怪，他问我：“别人都在下乡（逃难）的时候，你怎么又搬进城来了？”我的回答是：“敌人不会来的”。我的这个预言倒当真猜中了。（理由很简单，日寇和蒋政权是狼狈为奸的，他何必来？）

进城后的第三天，我又开始继续写作，是关于庄子的部分。但来访的友人很多，“仅一着手，即有人来，进行很不顺畅”。

八日“独山克复消息传出”，群情稍见稳定。接着上司下司亦有相继克复的消息。外界传言：“西犯之敌，人数极少，只御单衣短裤，盖准备南下广东，误向西来者”。这样重庆的生活经过一番甚嚣尘上之后，似乎又像洒了水的一样了。然而我自己的生活却是相反，日日为人事繁忙，倒弄得甚嚣尘上，很难得安静下来了。文章一天写得一两页，一两行，或甚至一两字。艰涩得比钻石磴似乎还要费力。就这样一直拖延到一月中旬（是哪一天，日记里失记），才勉强完了卷。

从《墨经上下篇》看出了墨家辩者有两派的不同，是我进城后的一个发现。这个发现在庄子以后是为前人所未曾道过的。《墨经上篇》盈坚白，别同异，《墨经下篇》离坚白，合同异，两者判然不同。《庄子·天下篇》言墨者“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可见是真确的事实。离坚白，合同异是道家别派惠施、公孙龙的主张，《经下》派显明地是受了惠施、公孙龙的影响。《经上》派固然是反对施、龙，然必先有正然后有反，可知墨家辩者的抬头断然是后起的事。先秦人言辩者合称“杨、墨”，杨在前而墨居后，正是包含有历史程序在里面的。关于辩的资料，墨者幸运，所被保存的比较多，因而推崇墨家的人便差不多都认为古代逻辑是墨家的独擅场，连惠施、公孙龙都被认成为墨者。那是在研究方法上根本有了错误。

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逻辑也是以前治周、秦诸子者的常态。就是新史学家也未能免此。我是不满意这种办法的。无论是怎样的诡辞，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辞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诡辞的价值才能判断。不然，我们只好受着古人的愚弄，得不出他的真相的。

在《名辩思潮的批判》写完之后，我的关于古代意识形态的研究似乎是可以告一段落了。在前我已经写了法家的韩非和杂家的吕不韦，从春秋末年以来一直到秦代，我算已经作了一个通盘的追迹。假使还有一节断径须得架一座桥梁的话，那便是韩非以前的法家思想的清理。因此我便有了《前期法家的批判》以为补充。

在前期法家中，我清理了子产、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诸人。我是一月三十日开始写的，到二月十八日才把关于申不害的一节草拟完毕。关于慎到，因为在黄老学派中已经叙述了，便没有重提。很想清理《管子》书中的法家思想，也反覆研究了好几遍，像《法法》、《任法》、《明法》诸篇，无疑是田骈、慎到一派的传习录。但因找不出其他的证据，这一清理终竟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