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后记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第2页）

酝酿了一个星期，我在二十日便“开始写吴起”。

二十一日的日记又这样写着：

“晨起极早，天尚未明，乃于菜油灯下续草《述吴起》。时复出步中庭，月正当天，颇为明朗。早饭后复就寝移时，始解去困倦。将《论语》温习一遍，看孔子对于军事与政治之主张。‘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等，应即吴子思想之渊源。续写《述吴起》，至午后四时顷完成。稿约一万二千字。”

这以后有几天工夫专门研究建安文学，到二十七日又“查《史》、《汉》，获得若干资料，拟写《秦汉之际儒者参加革命之史实》”。这，仍然是《墨子》研究的补充，因为时贤有的主张墨家曾参加陈涉、吴广的农民革命，陈、吴失败，故墨家因而灭亡。但考之史籍，毫无迹象可寻。反而是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革命的人物，而以儒者为最多。

二十八日“开始草《秦楚之际的儒者》”。

二十九日“续草《秦楚之际的儒者》。午后草成，得十五页，七千字。此为意外之一收获”。

就在写完《秦楚之际的儒者》的同一天晚上，我的兴趣又被吸引到了音乐问题上面去了。因为儒、墨之间所争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音乐，我须得彻底根究一下儒家方面对于音乐的见解究竟是怎样，因而公孙尼子的《乐记》便上了我的研究日程。

研究《乐记》费了好几天的工夫，我曾经参考着《史记·乐书》、《荀子·乐论》及其他有关文献，把《乐记》按照着刘向《别录》的原有次第加以整理，整个钞录了一遍。一切准备工作停当了。九月四日“夜，开始草《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第二天也就把它完成了。

九月七日的清早，我到金刚村去访问杜老，他依然辛勤地在研究着墨子。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诸子系年》，便向他借阅。这书我是早就闻名的，但还没有看过它的内容。翻到了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作者的意见和我所见的完全相反。他认为《乐记》是抄袭《荀子》、《吕览》、《毛诗》等书而成的东西，因而他断定公孙尼子为荀子的门人。我感觉着这样的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

八日“夜，临睡前，草《公孙尼子追记》千余文，驳钱穆之说。冰藕一大碗，立群恐其久留变味，乃啖食之几尽。”

三

把《公孙尼子》写好之后，我的兴趣又掉换了一个方向。九月十三日的日记这样写着：

“读《吕氏春秋》，初意欲收集关于惠施之材料，忽尔意动，欲写《吕不韦与秦始皇》，写此二人之斗争。吕不韦当为一非凡人物，汉人名之为‘杂家’，其实彼具有集大成之野心，儒、道、墨、法，冶于一炉，细心考之，必有所得。”

接连几天，翻来覆去地把《吕氏》读了好几遍，我的一贯的方法是先就原书加以各种注意的标识，再备一个抄本把它们分类摘录下来，这样在下笔的时候，便可以左右逢源了。

开始写作是在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三日夜完成：竟成了四万字左右的长文。

在写作当中，便是十月二日，偶然在报上看见中大出版的《社会科学季刊》的广告，中有程憬《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当即以电话通知城内的友人，托为购买，第二天便得到阅读的机会。我的日记里这样写着：“程文歌颂赢政，有意阿世，意见与余正反，毫无新鲜资料”。

在这之后，我曾经“打算开始写《荀子与韩非之比较研究》或《子思孟轲之思想体系》，又想把《庄子与惠施》作一彻底之清算”——十月四日的日记里这样记着。这三项课题虽然也酝酿了几天，但都没有照原订计划进行，而我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韩非子身上去了。

从十月十日起又开始读《韩非子》，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遍。要征服《韩非子》却费了很大的力气。第一，《韩非》书很窜杂，有好些不是他的文章。第二，真是韩非的文章如《五蠹》、《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因此我读得非常的勉强，像“不愉快”或“愈读愈不愉快”这样的话，在日记里屡见。

写时也很感困难。先想从真伪的考证入手，每篇文章都一一加以考核，也着手写过十几页。但那样必然成为干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帐，而且必然愈拖愈长，我自己的兴趣不容许我写那样的文章，结果我中止了。

还有使我的工作不能不中止的原因，是乡下渐渐寒冷了起来，而立群又将作第四次的分娩，我们又不能不作进城的准备了。

进城是在十月二十二日。计在乡间一共住了三个月，算写好了四篇文章，《韩非子》的研究在中途抛了锚。

这一抛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到去年（1944）的一月十二日又才“开始草《韩非子的批判》”。二十日的夜间写成。这个使我不愉快的《韩非子》，和我足足纠缠了三四个月，但到写好之后自己也认为“清算得颇为彻底”。

不过在入城后的这三个月的期间，立群产了一个男孩，我在左边的鼻道里生过一次疔疮。这些当然也要分担一点耽误了时间的责任。

我的《韩非子的批判》，仍然采取的单刀直入的办法，废弃了最初预计的考证式的打算。但从这预计中有一篇副产物值得提起的，便是《韩非子“初见秦”篇发微》，这是十二月十七日写成的。我认为《初见秦》是吕不韦所作。这个副产物也是从乡下带来的胎儿，十月十三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一段：

“心境颇寂寞，不愉快。勉强读《韩非子》，除《解老》、《喻老》之外，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抑系它人文字有所窜入。确为窜入者如首篇《初见秦》即毫无疑问。此篇必作于秦昭王时围邯郸失败事之直后，或疑乃蔡泽或其徒所为。依余所见，实吕不韦所作也（下列论证颇长，已见《发微》中，今从略）。”

把《韩非子的批判》写完了的同一天（1月20日），日记里面又写着：“明日起拟写《周代的农事诗》”。这是一个新的方面，我的念头又转换到社会机构的清算上来了。好多年辰以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人，意见不一，但大多数认为周代是封建社会，我是不赞成的。主张封建说的朋友们，对于我的奴隶社会说，自然也不赞成。我现在想从周代的农事诗来证成我的说法。但这篇文章，事实上是一月三十日才开始写的，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个礼拜，就是收在《青铜时代》里面的《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在这前后，我以偶然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剿闯小史》的古抄本。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因此我对于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别的意思。在这时早有过一个计划，想把性质相同的一些论文收集为一个专集，名为《先秦学说述林》，连《后叙》都写好了（2月20日），而且发表过。这书在重庆的出版未能实现，后来我的计划也改变了。最近福建的东南出版社却照旧替我把它印行了出来，虽觉得多余，但也可以作为我并无留恋于古代研究之意的证据。

史剧没有写成功，想和古代研究告别也没有办到，这原因我在这儿可以不必缕述。但在这儿却须要提到的，不仅和古代研究告别没有成功，而研究的必要反更被促进了。主要的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是在这个期间之内有好几部新史学阵营里面的关于古史的著作出现，而见解却和我的不尽相同。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依然照旧主张，而对于我的见解采取着一种类似抹杀的态度。这使我有些不平。尤其是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了之后，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这些立刻刺激了我。因为假如是不同道的人，要受他们的攻击，那是很平常的事；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甚至遭受敌视，那却是很令我不安。因此，我感觉着须得有一番总清算、总答复的必要。就这样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便更受了鼓舞。

四

一九四四年，我下乡比较往年早。在五月三十日，全家便又搬到了赖家桥的乡居。

下乡之后酝酿了一个月，到七月三日才“开始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起初我的计划是想由社会机构写到意识形态，一直写成一部长篇论文。但到后来我把这计划改变了。我想分成各个单独的论文来写，而综合起来却又可以成为条贯。我尽力地避免了讲义式或教科书式的体裁，而且想写得比较容易懂。但这后一种企图却没有十分达到：因为研讨的是古代的东西，反复征引古文，自然难免要具有晦涩的外貌和内容。不过我也不希望任何人都要阅读我这次的著作，只要是对古代的东西感觉兴趣的人，就稍微晦涩一点，我相信是不大要紧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可以下结论的时候，自然有时也不免要用辩论的笔调。这或许也就是不能写成为讲义式或教科书式的一种制约。

由七月三日起，到十八日止，把社会机构的一部分写完了。这一部分我就尽它占有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题名。中间虽然休息过几天，也还写过些别的文字，但我的意识主要是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面的。

我在古代社会的机构上，除掉把我历来的意见综合地叙述出了之外，有了些重要的新的发扬。第一，我把井田制肯定了，由井田制如何转化而为庄园制，我也得到了较合理的阐明。第二，我从工商业方面来证明了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即是从事工商业者在春秋中叶都还是官奴，继后才逐渐成为了都市的有产者。第三，《考工记》一书附带着得以考定了它的年代和国别，那是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第四，详细地追求了士民阶层的分化，在这上面奠定了后来的封建政权的基础。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新的收获，杜老很为我高兴，他看见了我的原稿后，竟做了四首诗来送我。虽然有点近于标榜，但也足见只要有辛勤的耕耘，一定可以得到朋辈的承认和慰勉的。四首诗，我摘录三首在下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