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272章 提交关於信息產业与集成电路发展的超长期规划建议（第2页）

1985-1990年（追赶期）：掌握1。5微米工艺，实现中低端晶片自主设计，建立完整的pc產业链。

1991-2000年（並跑期）：突破0。8微米工艺，在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成软体生態。

2001-2010年（领跑期）：进入纳米时代，在若干前沿方向引领发展，建成世界级的信息產业体系。

“纳米？”钱学森抬头，“这是什么单位？”

“十亿分之一米。”王恪解释，“是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方向。现在最先进的是1。5微米，未来会发展到0。5微米、0。25微米，最后到纳米级。”

钱学森沉思片刻：“有依据吗？”

“有。摩尔定律——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电晶体数量，每18-24个月翻一番。”王恪说，“按这个趋势推算，到2010年左右，工艺会进入纳米时代。”

老人记下了这个词：“纳米……有意思。”

第三部分技术路线，是最核心的。王恪画了一张巨大的技术树：从基础材料（硅片、光刻胶）到製造设备（光刻机、刻蚀机），从设计工具（eda软体）到工艺技术（薄膜沉积、离子注入），从晶片產品（cpu、內存、专用晶片）到整机应用（计算机、通讯设备、家电）。

每个分支都標出了关键技术节点和突破时间。比如光刻机：1988年前掌握接触式光刻，1995年前掌握步进式光刻，2005年前尝试浸润式光刻。

“这些时间点，你怎么確定的？”钱学森问。

“结合国际发展趋势和国內能力。”王恪说，“有些可以快点，比如设计工具，我们有人才基础；有些必须慢点，比如製造设备，需要长时间积累。”

第四部分產业布局，王恪建议建立“一轴两翼”的格局：

“一轴”是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中心，布局晶片製造和高端装备；

“两翼”是珠江三角洲（深圳、广州）和京津冀，前者侧重整机製造和消费电子，后者侧重研发和人才培养。

他还特別提到了“產业园区”的概念：把设计公司、製造工厂、封测企业、材料供应商集中在一起，形成產业集群，降低物流成本，促进技术交流。

“这个想法好。”钱学森说，“我们搞『两弹一星也是集中力量。现代產业，更需要协作。”

第五部分政策建议，王恪写得很大胆：

设立“国家集成电路產业投资基金”，初期规模100亿人民幣，以国家资金引导社会资本；

实施“集成电路人才专项计划”，每年送500名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同时引进海外华人专家；

建立“首台套”政策，对国產设备的首次使用给予补贴，鼓励应用；

加强智慧財產权保护，但同时要防止国外企业滥用专利壁垒……

“这些都需要钱，需要政策，需要协调。”钱学森说，“难度很大。”

“所以需要国家意志。”王恪说，“就像当年搞『两弹一星，再难也要搞。”

最后一部分风险应对。王恪列出了可能的风险：技术封锁、人才流失、市场波动、决策失误……每个风险都给出了应对策略。

“最坏的情况是，我们投入巨资，但技术路线选错了，或者市场变了，怎么办？”钱学森问。

“所以要坚持『研发一代，储备一代，预研一代。”王恪回答，“多条腿走路，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外，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多听取一线专家和企业的意见。”

钱学森看完最后一页，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到窗外麻雀的叫声。

“王恪同志，”老人缓缓开口，“这份建议书……价值连城。”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著王恪：“我今年七十三岁了。搞了一辈子科研，最深的体会是：方向比努力更重要。你这份规划，给出了方向——一个清晰、可行、有远见的方向。”

转身，他看著王恪：“但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建议。要变成国家战略，需要很多程序，需要说服很多人，需要克服很多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