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刚过,护城河就结了薄冰。阎解成裹紧棉袄,骑著自行车穿过长安街,车把上掛著的公文包被风吹得晃来晃去。包里装著两份文件:一份是市工业局的工作简报,另一份是王恪从蛇口寄来的实验报告——关於那个能“隨时隨地通话”的小设备。
今天这个会,很特別。通知是昨天下午接到的,电话那头的人只说了一句:“明天上午九点,邮电部大楼306会议室,带上所有关於移动通信的资料。”语气严肃,没说是谁,没说什么事。
邮电部大楼是栋老建筑,苏式风格,高大威严。阎解成在门口登记,警卫仔细核对了证件和介绍信,又打了个电话確认,才放他进去。
走廊很长,地板是水磨石的,擦得鋥亮,能照出人影。两侧墙上掛著巨幅照片:毛主席视察邮电局、周总理打电话、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每一张都记录著新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歷程。
306会议室在走廊尽头。阎解成敲了敲门。
“请进。”
推门进去,会议室不大,只坐了四个人。主位上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头髮花白,戴著黑框眼镜,穿著灰色的中山装,袖口磨得有些发白。他左边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右边是两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都穿著邮电系统的制服。
“阎解成同志?请坐。”主位的男人开口,声音很温和,“我是邮电部科技司的陈建华。”
阎解成心里一震。陈建华,这个名字他听过——中国通信领域的元老,五十年代留学苏联,回国后参与了第一条长途电缆、第一台自动交换机的建设,是部里公认的技术权威。
“陈司长,您好。”阎解成有些紧张地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腿上。
“不用紧张。”陈建华笑了笑,“今天就是聊聊。小刘,给阎同志倒杯茶。”
一个年轻人起身倒了茶。茶叶不错,碧螺春,在搪瓷缸里舒展开来。
“阎同志,你在市工业局负责新技术推广,对吧?”陈建华翻开一个笔记本,“我们注意到,你在简报里多次提到『移动通信这个概念。能具体说说吗?”
阎解成定了定神,从公文包里拿出王恪寄来的实验报告:“陈司长,是这样。我有一位朋友,在香港和深圳做电子產业。他们最近在研究一种新的通信技术……”
他讲得很慢,儘量用通俗的语言:蜂窝网络,时分多址,数字编码,移动终端……这些概念对1981年的中国通信人来说,太过超前。两个年轻人听得皱眉,时不时交换眼神。
但陈建华听得很认真,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等阎解成讲完,他沉默了一会儿,问:“你刚才说,他们在蛇口建了个实验网?能用?”
“能用。”阎解成从包里拿出那台砖头似的设备,“我试过,从北京打到蛇口,能通。”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著那台设备——塑料外壳,伸缩天线,数字键盘,小屏幕。看起来像个玩具,但谁都知道,如果真能实现跨省无线通话,那意味著什么。
“能演示一下吗?”陈建华问。
“现在……可能不行。”阎解成有些尷尬,“实验网只在晚上八点到十点开放测试。而且需要有卫星中继,今天天气不好,可能信號不稳定。”
陈建华点点头,没再要求。他拿起设备,仔细端详,又递给旁边的中年人:“老李,你看看。”
老李是部里的总工程师,接过设备,掂了掂重量,又看了看接口和屏幕:“这玩意儿……有点意思。不过阎同志,你知道我们现在全国的固定电话普及率是多少吗?”
“0。4%。”阎解成记得这个数字,王恪在信里提过。
“对,0。4%。”老李说,“也就是说,一百个人里,只有零点四个人有电话。这种情况下,我们优先要解决的是固定电话的普及,是村村通工程。移动通信……太奢侈了。”
这话说得实在。阎解成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没说出来。
“老李说得对,但也不全对。”陈建华突然开口。他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固定电话要发展,移动通信也要研究。技术发展不能只盯著眼前的需求,要有前瞻性。”
他重新戴上眼镜,看向阎解成:“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王恪。”阎解成说,“他现在是香港明远集团的负责人,也在深圳蛇口参与特区建设。”
“王恪……”陈建华重复著这个名字,若有所思,“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那个给中科院寄计算机技术资料的?”
阎解成心里一惊,没想到陈建华连这个都知道。
“看来是了。”陈建华笑了笑,“钱伟民跟我提过他,说是个有远见的技术人员。没想到,他还懂通信。”
会议室的气氛缓和了些。两个年轻人也放鬆下来,开始翻看王恪的实验报告。
“陈司长,这份报告里提到的技术方案……很完整啊。”一个年轻人说,“蜂窝结构、频率復用、数字编码……这些理论在国际上也是前沿。他们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我们要了解的。”陈建华看向阎解成,“阎同志,能不能安排一下,我们想见见这位王恪同志。”
阎解成犹豫了。王恪在信里说过,暂时不想公开露面,特別是跟政府部门接触。
“陈司长,王恪他……身份比较特殊。香港商人,又在特区工作,可能不太方便……”
“理解。”陈建华点点头,“那这样,不见面也行。但我们想了解更多技术细节。你能帮我们传个话吗?就说邮电部科技司,对这项技术很感兴趣,想建立一种……非正式的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