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开的时候,秦淮茹的小吃店迎来了第一个旺季。
店门口那棵老槐树,一夜间爆出满树白花,香气飘出半条胡同。早晨六点,店里已经坐满了人——上早班的工人、上学前的中学生、晨练回来的老人,都挤在这十几平米的小店里吃早饭。
“秦老板,两碗豆腐脑,三根油条!”
“好嘞!稍等!”
秦淮茹繫著白围裙,在灶台前忙得脚不沾地。油锅滋啦作响,油条在热油里翻滚成金黄色;旁边的蒸笼冒著白汽,包子馒头热腾腾的;大锅里的豆腐脑,嫩得颤巍巍,浇上滷汁,撒上香菜,香得让人流口水。
“妈,五號桌要一碗豆浆!”小当在店里穿梭收碗,脸热得红扑扑的。
“来了!”秦淮茹舀起豆浆,动作麻利。
自从三个月前小店开张,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不光卖早点,中午还卖麵条、炒饼、盖饭,晚上偶尔还接点包桌的小席面。一个月下来,净赚能有二百多块——这是她以前在服务社干一年的收入。
累,是真累。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晚上十点打烊,睡觉时间不到五个小时。但心里是踏实的,钱包是鼓的,孩子们的学费、婆婆的药费、家里的开销,都不愁了。
只是夜深人静时,秦淮茹还是会想起棒梗。儿子下乡三年了,上次来信还是半年前,信很短,就说“一切都好,勿念”。她知道,那是报喜不报忧。
“秦姐,有你的信!”邮递员小赵在店门口喊,自行车铃鐺叮铃铃响。
秦淮茹擦擦手跑出去:“哪儿来的?”
“黑龙江,建设兵团。”小赵递过来一个信封,信封已经皱巴巴的,邮戳上的日期是半个月前。
秦淮茹的手抖了一下。她接过信,攥在手里,像攥著一块炭——烫手,又捨不得扔。
“妈,是哥的信吗?”小当凑过来。
“嗯。”秦淮茹把信揣进围裙口袋,“去,把三號桌收拾了。”
她继续炸油条、盛豆腐脑、收钱找钱,动作一点没慢,但心思已经飞到了几千里外的黑土地。棒梗怎么样了?瘦了还是胖了?苦不苦?累不累?
中午饭口过后,店里稍微清静些。秦淮茹在角落的小桌前坐下,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封信。信封是用旧报纸糊的,字跡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很用力:
“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95號院,秦淮茹妈妈收”
她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是三页信纸,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格子很密,字写得很小。
“妈:见字如面。您身体好吗?奶奶身体好吗?小当槐花学习好吗?我一切都好,勿念。”
开头还是老一套。秦淮茹往下看。
“我们这儿现在是春耕季节,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才收工。地真大啊,一眼望不到边。我们连队今年开荒五百亩,种大豆和玉米。我负责赶牛犁地,一开始不会,牛不听使唤,犁也扶不稳,闹了不少笑话。”
看到这儿,秦淮茹笑了,笑著笑著眼眶就湿了。棒梗从小在城里长大,哪见过牛?哪扶过犁?
“后来老职工王大爷教我,他说赶牛要跟牛说话,不能硬来。我就试著跟牛说话,叫它『老黄,给它挠痒痒。慢慢地,老黄听我的话了,犁地也顺了。现在我能一个人赶两头牛,一天能犁三亩地。连长表扬了我,说我进步快。”
秦淮茹想像著那个画面:棒梗,她那个调皮捣蛋、从小惹是生非的儿子,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跟一头牛说话,小心翼翼地扶著犁。阳光晒黑了他的脸,风吹糙了他的手,但他学会了犁地。
“妈,我在这边学会了很多东西。不只会犁地,还会播种、施肥、除草。上个月,我还跟王大爷学会了修拖拉机——虽然只是换个零件,拧拧螺丝,但我能把拖拉机发动起来了。王大爷说我有天赋,让我当他的助手。”
信的第二页,字跡更潦草了些,像是晚上在油灯下写的。
“妈,我有件事想跟您说。我们连队有个姑娘,叫李秀英,是哈尔滨知青。她人很好,帮我补过衣服,教过我认野菜。上个月我感冒发烧,她照顾了我三天,给我熬小米粥,用酒精给我擦身子降温。我……我想跟她处对象。”
秦淮茹的心猛地一跳。处对象?棒梗才二十一岁,就要处对象了?她仔细往下看。
“我知道您可能会不同意,觉得我还小,没立业就先成家。但妈,在这边,日子过得快,人也成熟得快。秀英也是苦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病,她下乡是为了挣工分养家。她懂事儿,能干,不娇气。我们商量好了,先处著,等有机会返城,再考虑结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