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31日,广州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王恪站在省委招待所的窗前,看著雨滴在玻璃上蜿蜒流淌。今天上午九点,第二次座谈会將在省委小礼堂召开。这次不是“务虚会”,是梁书记要求的“务实会”——要拿出具体方案。
桌上摊著连夜修改的《关於在广东试行“三来一补”与土地租赁政策的建议》。这份建议比上次的设想详细得多,厚厚二十页,每个细节都反覆推敲过。
“土地租赁”四个字,是他凌晨两点才决定加进去的。这是个更敏感的概念——土地使用权有限期转让,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几乎等同於“资本主义復辟”。
但他必须提。
因为在那个世界的歷史上,深圳特区的第一声炮响,就是土地有偿使用。没有这一步,就没有后来的高楼大厦,没有招商引资格局,没有“深圳速度”。
敲门声打断了思绪。
“王处长,车到了。”是小李的声音,“梁书记让我先接您过去,会前他想跟您再沟通一下。”
“好。”
车在雨中行驶,雨刮器有节奏地左右摆动。广州的街道在雨中显得朦朧,但早市已经热闹起来。王恪看到一家店铺门口排著长队,人们在等什么。
“那是侨匯商店。”小李顺著他的目光看去,“今天有新到的日本半导体收音机,凭侨匯券购买。一台要三百块,顶普通工人半年工资了。”
“有人买吗?”
“当然有!不到十台,排队的有五六十人。”小李感嘆,“老百姓不是没钱,是没地方花。要是能多些这样的商品……”
这话没说全,但意思清楚。
省委大院到了。梁国栋的办公室在二楼,窗台上摆著几盆兰花,正开著淡紫色的花。
“小王来了,坐。”梁国栋正在看文件,抬头示意,“你的建议我看了。『三来一补部分写得很好,数据详实,可操作性强。但『土地租赁……”
他顿了顿:“这个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
王恪早有准备:“梁书记,我反覆思考过。『三来一补要落地,必须有厂房。建厂房要地,要钱。如果全部靠政府投资,资金压力太大,而且周期长。”
“那土地租赁就能解决问题?”
“可以部分解决。”王恪说得很谨慎,“比如,我们划出一片荒地或滩涂,以较低的价格长期租赁给港商。港商自己投资建厂,我们提供劳动力,合作加工。这样我们不用投入大量资金,还能收取租金,创造就业。”
“政治风险呢?”梁国栋问得直接,“『土地租给资本家,这个帽子可不小。”
“所以要从法理上釐清。”王恪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我查了宪法和相关法律,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这一点不能变。但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就像房屋可以出租一样。我们租的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
梁国栋接过文件,仔细看起来。这是王恪从系统资料里整理出来的法律依据,虽然有些超前,但逻辑严密。
“而且,”王恪补充,“我们可以设限:租赁期不超过二十年;土地用途必须符合规划;租金收入专项用於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租期满后,地面建筑物归国家所有……”
“二十年……”梁国栋沉吟,“时间不短啊。”
“要吸引投资,必须给人家稳定的预期。”王恪说,“港商不是慈善家,他们要算经济帐。如果今天建厂,明天政策变了,谁还敢来?”
梁国栋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的雨声渐渐大了。
“小王,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他忽然问。
王恪摇头。
“你不光有想法,还有方法。”梁国栋说,“『三来一补是方向,『土地租赁是路径,法律依据是保障。你想得很周全。”
他停下脚步:“但今天的会上,我建议你分两步走。先重点讲『三来一补,获得共识。『土地租赁作为配套措施,简单提一下,看看反应。”
“好。”
“还有,”梁国栋压低声音,“会上会有不同意见。尤其是老张——省计委的张副主任,思想比较保守。你做好准备,但不要针锋相对。以理服人,以数据说话。”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