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清晨六点抵达广州站。王恪提著简单的行李走出车厢时,南方的湿暖空气扑面而来,像一块温热的毛巾捂在脸上。
月台上人来人往,粤语声此起彼伏,语调急促响亮,与北京话的沉稳浑厚截然不同。王恪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海腥味、煤烟味,还有隱约的茉莉花香。
“王处长!这边!”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举著牌子,上面用毛笔写著“接北京王恪同志”。
王恪走过去,年轻人立即接过他手中的行李包:“王处长一路辛苦!我是省计委的小李,负责接待您。车在外面,我们先去招待所安顿。”
走出车站,广州的街景映入眼帘。三层四层的骑楼沿街林立,招牌层层叠叠:茶楼、凉茶铺、裁缝店、钟錶行……虽然才清晨,街上已经热闹起来。挑著担子的小贩吆喝著“及第粥”“肠粉”,自行车铃声响成一片。
“广州比北京热闹。”王恪感嘆。
“早茶文化嘛。”小李笑著说,“王处长等会儿安顿好了,我请您去陶陶居饮早茶,尝尝正宗的粤式点心。”
车是老式的伏尔加,行驶在狭窄的街道上。王恪注意到,路边的店铺里,有些商品不需要票证——尼龙袜、塑料凉鞋、印花布,虽然价格不菲,但敞开著卖。
“这些商品……”他试探著问。
“侨匯商品。”小李解释,“华侨寄外匯回来,家属可以凭侨匯券购买。还有一些是……从那边过来的。”他含糊地指了指南方。
王恪明白了。这就是广东的特殊之处——毗邻港澳,侨乡眾多,经济活力確实比北方强。
招待所在越秀山脚下一栋民国时期的老建筑里,红砖外墙爬满了爬山虎。房间不大,但乾净整洁,窗外是鬱鬱葱葱的榕树,蝉鸣声震耳欲聋。
“座谈会明天上午九点在省委小礼堂。”小李放下行李,“今天您可以休息,或者我陪您到处转转。梁书记交代,让您先感受一下广州的氛围。”
“我想去珠江边看看。”
“好嘞!”
珠江比王恪想像的要宽阔。浑浊的江水缓缓东流,江面上船只往来频繁——有机动货船,有摇櫓的渔船,还有几艘掛著外国旗帜的轮船。
“那是从香港来的货船。”小李指著江心一艘正在卸货的船,“主要运化肥、钢材、橡胶。回程时装载农副產品、土特產。”
王恪站在江边,看著对岸隱约的建筑轮廓。那里就是海珠区,再往南,就是珠江口,就是南海,就是香港。
他想起娄晓娥信里描述的维多利亚港。同一条珠江,在这里还叫珠江,到了那里就成了维多利亚港。一条江水,连接两地,却隔著完全不同的世界。
“小李,广州现在有『来料加工的企业吗?”王恪突然问。
小李愣了一下:“这个……不太清楚。不过我听外贸局的同志说过,有些香港老板把原料运过来,在乡下找亲戚加工成手袋、玩具,再运回香港卖。但都是偷偷摸摸的,规模很小。”
“偷偷摸摸……”王恪重复这个词,“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呢?”
“政策不允许啊。”小李压低声音,“王处长,这话我也就跟您说——其实咱们广东的干部私下里都討论过,如果能合法搞『来料加工,不知能解决多少就业,创多少外匯。但上面……”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王恪点点头,没再追问。但心里有了底——广东確实有改革的需求和基础。
下午,王恪在招待所整理资料。他把从北京带来的文件摊开在桌上:上海纺织厂技术改造总结、南京集成电路中心筹建方案、香港明远集团发展报告……还有那份最重要的——《关於利用沿海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初步设想》。
这份设想是他在火车上写的,核心就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在那个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最重要的外贸形式之一,但在1965年的中国,这还是个大胆到近乎危险的想法。
敲门声响起。
开门一看,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髮花白,戴著黑框眼镜,穿著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但熨得笔挺。
“王恪同志吧?我是梁国栋。”
王恪心里一震——这就是广东省委分管经济的副书记,这次座谈会的发起人。
“梁书记好!您怎么亲自来了?”
“来看看首都来的专家。”梁国栋笑著进屋,很自然地坐在椅子上,“別客气,坐。咱们隨便聊聊。”
王恪坐下,发现梁国栋的目光正落在那份《初步设想》上。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啊。”梁国栋拿起文件,翻了几页,“『三来一补……这个提法很新颖。王恪同志,能详细说说吗?”
王恪定了定神,开始解释:“梁书记,这是我的初步想法。广东毗邻港澳,华侨眾多,这是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尝试一些新的经济合作形式。”
他指著文件上的內容:“比如来料加工。香港那边提供原料、样品、设备,我们提供厂房、劳动力,加工成產品后返还香港,收取加工费。这样既能解决就业,又能创匯,还能学习技术和管理。”
梁国栋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
“那政治风险呢?”他问得很直接,“会不会有人说这是『为资本家打工?是『资本主义復辟?”
这个问题很尖锐。王恪早有准备:“梁书记,这要看我们怎么掌握主动权。土地是我们的,工人是我们的,管理权在我们手里。我们提供的是劳动服务,换取的是就业、收入、技术。这是平等的经济合作,不是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