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深夜十一点。
中南海某处院落,书房的灯还亮著。窗外是北平秋夜特有的寂静,偶尔能听见远处传来警卫员换岗时压低的口令声。
房间里烟雾繚绕。三位老者围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案旁,案上摊开著那份《关於若干歷史经验的建议》。菸灰缸里已经堆满了菸蒂,茶水续了不知几遍,顏色都淡了。
坐在主位的是一位头髮花白、面容清癯的老者,戴著一副老花镜,手指轻轻敲击著桌面。他是计委的徐副主任,也是杨厂长那位“老领导”的上级。
左边那位略胖些,头髮梳得一丝不苟,是工业部的李部长。右边那位戴眼镜、气质儒雅的,是科委的刘副主任。
“这份东西,你们都看过了。”徐副主任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说说看法。”
李部长先说话,语气直接:“写得很用心,看得出是深入基层观察过的。特別是关於保护生產力、减少非生產性干扰那部分,我深有同感。去年我去东北调研,一个机械厂的厂长跟我诉苦,说一个月开了二十八次会,工人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但有些话太直。”刘副主任推了推眼镜,“比如『当国家把精力集中在建设上时,日子就好过;当陷入无谓的內耗时,人民就受苦。这话虽然对,但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徐副主任点点头,翻到建议书的后半部分:“技术发展的部分呢?你们怎么看?”
“这部分很专业。”刘副主任认真地说,“集成电路、电子计算器、数控工具机……这些確实是世界技术发展的方向。作者对国际技术动態很了解,不是闭门造车。”
李部长补充道:“而且他提的路径很务实——香港试验,內地发展。不是一上来就要搞大跃进,而是小步快跑,积累经验。这思路对。”
“但香港那个地方……”徐副主任沉吟,“敏感啊。”
“正因为敏感,才要更灵活地利用。”李部长说,“作者说得对,香港是窗口,我们不能因为怕脏就不开窗。关键是怎么开,开多大。”
三个人都沉默了。房间里只有墙上的掛钟滴答作响。
过了好一会儿,徐副主任问:“这个『王恪,背景查清楚了?”
“查了。”刘副主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档案,“红星研究所技术顾问,归国华侨家属,背景清白。在研究所这三年,做出了不少成绩:数控工具机、磁流体密封,还有……西北那边也提到,他提供的某些建议很有价值。”
“西北那边也提过他?”李部长有些惊讶。
“嗯。”刘副主任没细说,但在场的都明白“西北那边”指的是什么,“总工亲自写的评价:思路开阔,方法务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这个评价的分量很重。
徐副主任又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那么,这份建议……我们报还是不报?”
“报。”李部长很坚决,“但要附加我们的意见。第一,作者用心良苦,建议有可取之处;第二,涉及方向性调整,需谨慎研究;第三,技术发展部分可先试点。”
“试点?”刘副主任眼睛一亮,“怎么试?”
“集成电路规划,不是写得很好吗?”李部长指著另一份材料,“五十页,从技术路线到產业布局,清清楚楚。我们可以先批一个小项目,让他们试试看。成了,总结经验推广;不成,损失也不大。”
徐副主任沉思著,菸灰烧了很长一截都没察觉。
墙上的掛钟指向十二点。
书房的门被轻轻敲响,一个年轻秘书端著夜宵进来:三碗小米粥,一碟咸菜。
“首长,吃点东西吧。”
三人这才觉得饿了。放下文件,端起粥碗。
“这小米粥熬得不错。”李部长喝了一口,“让我想起当年在延安。”
“是啊,那时候条件多苦。”徐副主任感慨,“但大家有股劲,一门心思要把国家建设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股劲反而……”
他没说完,但在场的都懂。
吃完夜宵,继续討论。
这次聚焦在具体操作上。
“如果试点,放在哪里?”刘副主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