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北京的秋天来得格外早。
四合院里的槐树叶子开始泛黄,风一吹,簌簌地落。王恪站在树下,手里拿著一封刚收到的信——是娄晓娥从香港寄来的,通过正常邮政渠道,但用了只有他们懂的暗语。
信很短,像普通的问候:
“表哥:寄来的家乡特產收到了,姑母尝了很喜欢,说味道正宗。家里一切安好,新种的菊花开了,金黄色的一片,很漂亮。天气转凉,记得添衣。晓娥”
翻译过来:资料安全收到,赵明远教授很满意,实验室进展顺利,秋天到了注意身体。
王恪把信折好,放进口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另一块更重的石头压了上来。
他知道,现在是歷史的关键节点。
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国防有了基本保障。但接下来呢?歷史的经验告诉他,接下来十年,这个国家可能走向內耗,可能错失发展机遇,可能让无数人的努力付之东流。
他必须做点什么。
不是通过系统,不是通过技术,而是通过更直接的方式——建言。
但建言需要策略。不能太超前,不能太尖锐,要符合这个时代的认知水平,又要包含足够的前瞻性。
王恪在书房里坐了三天。
桌上铺满了稿纸,写写划划,撕了又写。他要写一份《关於若干歷史经验的建议》,不是从政治角度,而是从技术、经济、民生角度出发。
切入点很重要。
他最终决定从“三年困难时期”的教训说起——这是所有人都痛心的记忆,也是所有人都在反思的问题。
“尊敬的领导:”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在基层工作多年,目睹了国家建设的成就,也看到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谨以个人名义,就若干歷史经验提出建议,供参考。”
“一、关於经济发展与政治运动的关係……”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太直接了,不行。
重写。
“一、关於集中力量办大事与保护社会生產积极性的平衡问题……”
还是不行。
他起身走到窗前,看著院子里正在扫落叶的傻柱。秦淮茹的大女儿小当背著书包去上学,蹦蹦跳跳的。刘光天推著自行车出门,车把上掛著饭盒——他要去研究所上班了。
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才是国家的根基。
王恪回到桌前,换了一种写法。
“我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四合院生活了三年多。院子里有工人、有厨师、有技术员、有家庭妇女。通过他们的生活变化,我观察到一些现象:”
“第一,当人们专注於生產和技术革新时,生活水平提高最快。院子里的厨师研究出新的工作流程,食堂效率提高,工人们吃得更好了。技术员攻关成功,工厂產量增加,工资也涨了。”
“第二,当外部环境稳定,人们有明確的目標时,积极性最高。西北某个大项目的成功,让所有相关者都充满了自豪感和干劲,这种情绪传导到各行各业。”
“第三,简单的、可量化的奖励比空洞的口號更有效。院子里的家庭妇女因为工作出色被评为先进,获得的不仅仅是荣誉,还有实际的物资奖励,这改变了整个家庭的生活。”
“基於这些观察,我建议:”
“一、在国防基础已经奠定的前提下,將工作重心適当向经济建设倾斜。正如打仗需要粮草,建设强国需要物质基础。”
“二、保护和发展社会生產力,减少非生產性活动对正常生產秩序的干扰。一个技术员在实验室工作一天的价值,可能大於参加十次会议。”
“三、建立更科学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让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实实在在的回报,形成良性循环。”
这样写,朴实,有具体事例,不容易被挑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