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年轻工程师,叫林建华,二十八岁,专攻光学系统,对光刻机的光学部件有深入研究。
“这个人关键。”李文斌指著林建华的名字,“光刻机最核心的就是光学系统。如果能把他请来,我们设备调试和后续升级就有著落了。”
名单上还有十多人,各有专长。
会后,娄晓娥和周志远商量具体方案。
“薪酬怎么定?”周志远问,“香港本地的工程师,月薪八百到一千二。这些人从海外回来,期望值肯定更高。”
娄晓娥想了想:“赵明远教授这个级別的,年薪给三万美金,配住房和专车。苏婉婷博士这个级別的,年薪一万五千美金,提供住房补贴。林建华这样的青年才俊,年薪一万美金起步,根据表现再加。”
周志远飞快地计算:“这三个人一年就要五万五千美金,加上其他人员,实验室一年人力成本可能超过十万美金。这还不算设备、材料、日常运营……”
“王恪说了,技术积累要捨得投入。”娄晓娥坚定地说,“而且,如果我们真能做出集成电路,带来的回报可能是百倍、千倍。”
“你有把握说服他们?”
“没有把握。”娄晓娥坦白,“但总要试试。王恪说过,『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才能成別人成不了的事。”
第一封信寄给了加州的赵明远。
信是李文斌执笔的,用中文写的,字斟句酌:
“赵教授钧鉴:”
“冒昧致信,敬请海涵。晚生李文斌,曾於加州理工聆听教授讲座,受益良深,至今难忘。”
“今香港明远集团成立『未来实验室,致力於集成电路技术研发。虽初创简陋,然志在长远。集团主席娄晓娥女士,胸怀大志,愿倾力支持科研,不求短期回报,但求技术积累。”
“晚生深知,伯克利环境优越,教授功成名就。然实验室虽小,却可自由探索教授心仪之方向;香港虽远,却系华夏土地,所研技术终可惠及同胞。”
“昔闻教授有言:『技术无国界,技术人有祖国。此言如雷贯耳。今祖国百废待兴,亟需电子科技以强根基。我辈学人,若能以所学回报桑梓,虽千万里,不亦乐乎?”
“实验室已订购瑞士初代光刻机,下月可抵港。团队虽仅三人,皆怀热忱。若教授不弃,愿以首席科学家之位虚席以待,年薪三万美金,住房专车悉数配齐,研究经费上不封顶。”
“另,集团主席娄女士托晚生转达:技术之路漫长,愿与教授同行。不求速成,但求深耕;不为名利,但求无悔。”
“敬候佳音。”
“晚生李文斌敬上”
“1963年5月10日”
信寄出后,李文斌坐立不安。
“是不是写得太文縐縐了?赵教授在美国几十年,可能更习惯英文。”
“不会。”娄晓娥说,“越是离开祖国久的人,越看重母语文字的分量。你用中文写,说明你尊重他的文化根源。”
等待回信的日子里,实验室也没閒著。
刘慧敏带著新招聘的两个助手,开始建立材料测试流程。她从香港大学借来一些硅片样品,用实验室有限的设备做基础分析。
“纯度不够。”她在实验记录本上写,“杂质含量超过百万分之五十,做分立电晶体还行,做集成电路误差太大。”
陈志豪则埋头设计电路。他在绘图板上画了又擦,擦了又画,图纸堆了半人高。
“我想设计一个四位的加法器,用最简单的集成电路实现。”他跟李文斌討论,“如果能做出来,就能证明我们的工艺可行。”
李文斌自己忙著联繫瑞士那边,確认光刻机的运输细节。机器从苏黎世发出,走海运,要经过马六甲海峡,预计六月中旬到香港。
“机器到了还得调试,至少一个月。”他在进度表上標註,“七月能开始试製就不错了。”
五月二十日,苏婉婷先回信了。
信很短,英文写的:
“感谢邀请。母亲病情稳定,我可考虑短期合约,六个月到一年。但需明確:一、研究必须自主,不受商业目標过度干预;二、实验室需建立基本的材料分析设备;三、我每周需要两天时间处理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