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入秋。
北京的秋天本该是明净高爽的,可这一年的秋天,却来得格外阴鬱。连绵的秋雨从九月下旬就开始下,淅淅沥沥,断断续续,一直下到十月中旬还没停。天空总是灰濛濛的,难得见一次太阳。四合院里的那几棵树,叶子提前开始发黄、掉落,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被雨水泡得发黑。
王恪站在研究所办公室的窗前,看著窗外阴沉的天空,眉头紧锁。
他已经连续三天没有睡好觉了。不是工作忙——虽然研究所的工作確实不少,第二代工具机的推广、自动化研究的深入、新材料工艺的完善,都还在按计划推进——而是心里有事。
前天,农业部的张同志又打来电话,语气比上次更加焦急:
“王恪同志,情况不太妙。『华丰一號在华北几个省的试种,前期长势很好,但最近连续阴雨,有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病虫害。虽然比当地品种抗性强,但减產是肯定的了。”
“减產多少?”王恪问。
“初步估计,平均减產两到三成。”张同志嘆了口气,“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关键是,今年气候异常,不只华北,华东、华中、西南,好几个主產区都报告了灾害。有些地方是旱,有些地方是涝,还有虫害……”
王恪心里一沉。他虽然知道歷史上的1953年是个灾年,但亲耳听到这些消息,还是感到一阵揪心。
昨天,李司长也来了电话,说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更宏观的情况:
“王恪同志,最近各地的报告陆续匯总到部里了。粮食减產已成定局,具体数字还在统计,但初步估计,全国范围內减產可能达到一成半到两成。这意味著一千多万吨粮食的缺口。”
一千多万吨!王恪知道这个数字的分量。在那个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搞建设的年代,一千多万吨粮食的缺口,足以让很多人挨饿,足以让很多建设工程停滯。
“国家有什么应对措施?”他问。
“已经在想办法了。”李司长说,“苏联那边答应援助一部分,但数量有限。其他渠道……也都在想办法。王恪同志,你那个香港的渠道,还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王恪没有马上回答。他需要计算,需要规划。
香港的捐赠渠道每个月能稳定输送两千吨粮食,这在平时已经是很可观的数字了。但面对一千多万吨的缺口,两千吨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他还有系统空间。空间里,新一茬作物又快成熟了。而且有了生態循环模块后,空间產出效率提高了不少。如果全部用来生產粮食,每月大概能產出三百吨左右。
加起来,每月两千三百吨。一年不到三万吨。
还是太少。
“李司长,我儘量想办法。”王恪最后说,“但我需要时间,也需要支持。”
“你需要什么支持?”
“运输渠道要扩大,接收点要增加,保密措施要加强。”王恪说,“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现在我们的捐赠是零散的,效率不高。”
“这个我来协调。”李司长说,“你儘快拿出一个方案。”
放下电话,王恪就开始思考。他知道,这次粮食危机,是对他这两年建立起来的整个体系的考验——技术革新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绝密项目解决不了民生问题。真正关係到国家稳定、人民生存的,是粮食。
而现在,考验来了。
十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一点。
王恪刚在研究所加完班,准备回四合院休息。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时候来电话,绝对不是寻常事。
王恪接起电话:“喂,我是王恪。”
“王恪同志,我是老赵。”电话那头传来赵主任的声音——不是工业部李司长,是那个绝密项目论证组的赵主任,“你现在在哪里?”
“在研究所。”
“待著別动,车马上到。”赵主任的语气很严肃,“有领导要见你。”
“现在?”王恪看了看墙上的掛钟,十一点零五分。
“对,现在。紧急情况。”赵主任顿了顿,“关於粮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