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悔悟痛下责己诏书（第3页）

皇后、太子、史良娣、史皇孙、皇孙夫人以及另外两个皇孙之死，皆与自己的行为直接相关，甚至那个还在襁褓中的皇曾孙至今都无处找寻。

皇家子孙竟至如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百姓，命运岂不更为悲惨?自己标榜仁义孝道，“推恩策”使自己的仁爱美名传扬天下。

但是，连皇太子都被迫起兵，浴血帝京，命赴九泉，岂不令天下士庶耻笑!

在表面来看，汉武帝将罪责一股脑儿地推到江充等人身上。但在内心深处，他却将自己摆到被告的位置上，否则，他就不会有所悔悟了。

在郁闷、焦虑和愧悔之中，汉武帝对自己进行了解剖。在他的生涯中，也许这是一段最为艰难的路程。

他的思绪可能会时断时续，意象可能或暗或明。武帝通过这番艰苦地努力，使自己的人生走向成熟。继而对求仙活动的反省后，终于作出了对自己一生比较全面的解剖结果。这个结果是以所谓“罪己诏”的形式向天下披露的。

在这一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以及丞相、御史大夫向武帝奏请在西域轮台以东屯田。桑弘羊认为，这一地区水草丰美，地域广阔，可灌溉田亩达五千顷。应派士卒至此屯田，置校尉三人分护，图画地形，兴修水利，务必使其按农时耕种五谷。然后再招募老百姓去开荒灌田，并修筑亭障，使之连城而西去，震慑西域诸国，保护马孙。汉武帝闻奏后即下诏曰：

此前有司奏请增民赋每人三十钱，作为边防费用。这样做加重了老弱孤独者的负担。而今又有人请求派士卒到轮台屯田开荒。而轮台在车师以西一千多里。前不久攻打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亦发兵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马疲惫，无力再于千里征途上接济补给汉军。汉军攻破车师，得到许多食品，然而在归途中就都吃光了。

身强力壮的杀牲畜充饥，羸弱病伤的倒毙于路，达数千人。

朕急派人以驴、驼载负粮食，出玉门迎军。不想送粮队伍自张掖出发不远，就有了掉队的。何况轮台还在车师更西面呢!

过去，朕昏昧糊涂，因为有人上书说：“匈奴自缚马之前后足，置我边城下，驰言：‘秦人，送给你们这匹马。’”再加上汉使被匈奴扣押，所以朕将此事问于群臣，群臣皆言“奴虏自缚其马，对他们来说甚为不祥”，或认为是奴虏欲以此显示强盛，然夸张的成分过大。

朕以《易》筮之，得《大过》之卦，其九五之爻辞主匈奴必然困败。那些待诏公车的方士以及太史也都观星象望云气，太卜亦着其中吉凶，都认为此主匈奴必败，良机不可再得。

朕卜筮朝中诸将，以贰师将军最为吉利，所以朕亲遣贰师将军统兵出塞攻虏。结果全军败绩，军卒战死，被俘及失散者甚众，朕一直悲痛在心。

如今请求募民远赴轮台屯田，欲修筑亭隧，开通道路，是扰劳天下，不是优恤百姓之举。朕不忍闻。大鸿胪等人建议：欲以封侯之赏招募囚徒，随匈奴使者至匈奴刺杀单于。

此事五霸尚耻之而不为，更何况堂堂大汉朝!而且匈奴对投降的汉人严加搜查盘问。方今我边塞防卫不严，听任亡命者逃亡出关。障侯长吏贪婪，多使士卒猎兽，故使烽火缺乏，士卒不耐劳苦而逃亡。这些情况竟无人汇报，朕从俘虏口中才得知了边塞情形。

当今要务乃在于：严禁酷刑苛法，停止擅征赋税，鼓励农业耕作，百姓养马者免征摇赋，只要使国家费用不乏，边塞武备足用也就够了。

各郡、国的二千石官都要条上畜马以助边塞防卫之方略，与上计者回来赴对。

这就是所谓“轮台罪己诏”。

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对自己进行比较认真的解剖，除了前述林林种种的客观原因以外，其主观因素所起的作用亦不容忽视。

事实上，“多欲”而有为的汉武帝将自己看作是开万世之基的君主，认为汉朝内政都在草创阶段，故而如此“多欲”。

然而，汉武帝不主张后继者效仿自己这般作为，所以曾强调敦重好静的太子一定能够安定天下，对此十分放心云云。这表明汉武帝已经比较早地认识到自己的“多欲”造成了社会的动**混乱。不过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后世君主再“多欲”下去，就会成为第二个暴秦。

以巫蛊之祸和太子之死为契机，通过反省、认知、总结，汉武帝在上述主观因素的基础上，意识到当朝即有成为暴秦的危险。除了毋乏武备以外，其他新措施均为儒家民本主义之固有主张，汉武帝从思想路线上的尊崇儒术出发，最终复归于经济、政治上的全面尊儒，画了一个螺旋向上的圆。

汉武帝不久任大鸿胪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食邑于蕲县。

田千秋是武帝朝最后一任丞相，也是最后受封的侯爵，其爵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意义：以“求富”代替“求强”。

田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称职。任相不久，与御史大夫及中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共上寿颂之辞，以此劝武帝施恩惠、缓刑罚，并希望武帝听听音乐，养养精神，为天下万民保重御体，万寿无疆。汉武帝对此立刻作出了反应，他颁诏再次向群臣昭示了自己对弊政的痛恨之情和进行改革的决心。

然而这些还都只是口头文章，除了停止用兵，汉武帝还有哪些实际行动呢?

汉武帝不仅任用为人敦厚智能、居位称职的田千秋为相，还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负责具体贯彻“富民”政策。

赵过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将古代的轮耕方法改进为“代田法”，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向全国推行。

“代田法”即整地为圳、垄，圳宽、深各一尺，垄宽一尺，圳、垄相间。当时不仅使用二牛三人耦犁，还发明了用活动式犁箭控制深浅的二牛一人犁，装有不同的犁铧和犁壁，可开荒、深翻、中耕培土。还有庞大的开沟犁，用于水利建设。配上栽培和施肥等方面的发明创造，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精耕细作的传统。

这些农业技术相当进步，在整个古代都处于世界的前列。

“代田法”推行以后，与合理施肥和灌溉相配合，使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有了很大增加，亩产量可增加一斛至三斛，用力少而得谷多。

更因为停止用兵过塞，减轻了人民沉重的负担，去掉了干扰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又由于几十年边塞征战，使匈奴受到重创，不敢深入内地劫掠，保障了经济在新政策指导下正常发展，因此“民皆便之”。

汉武帝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解剖和反省，在大政方针上实现了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汉武帝还为后世提供了这样一条无比珍贵且颇为辩证的历史经验：欲求强，必先求富；欲求富，必重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