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八章泰坦尼克号（第2页）

虽然摩根的合伙人们早就认为白星航运公司董事长布鲁斯·伊斯梅唐突、脾气暴躁——他常常威胁要辞职——但是他们最初却站在他的一边。杰克因伊斯梅受到公众攻击而很难过，便打电报说：“据电文看，他在纽约遭遇极惨，如入地狱。”（23）后来，杰克和皮尔庞特坚持要他辞职。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给这个航运托拉斯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摩根的出口部为盟军运送战争物资使这个卡特尔复兴了一段时间，但不足以改变其灭亡的命运。1914年10月，杰克·摩根决定航运托拉斯倒账，不付债券本息。泰坦尼克号沉没差不多4年后，白星航运公司在法庭上承认负有责任，并支付了2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

1912年，随着竞选总统的焦点都集中在皮尔庞特和他的各个企业上，声势浩大的反托拉斯运动达到了最**。摩根代表着困扰了美国一代人的一切：到处乱建的工厂、野蛮残酷的兼并、华尔街上那疯狂而又无休止地制造繁荣和衰败的狂欢气氛。1912年的一幅报纸漫画上，皮尔庞特高兴地坐在一堆金币和美钞上面，拳头里攥着工厂和办公楼，下面写着：“我一点儿权力也没有。”（24）的确，摩根家族把自己看作是大众的恩人，而不是金融海盗。当哈里·摩根于1900年出生时，杰克觉得他的相貌很像皮尔庞特，他对儿子的唯一希望是儿子一生帮助的人能像皮尔庞特帮助过的人一样多。摩根一家自认为积善有余，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为众矢之的，这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们感到愤怒和迷惑不解。

进步民主党批评托拉斯是残忍的、低效的，有损于企业家精神。这一新思潮的带头人就是当时任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他指控共和党支持的关税保护了托拉斯，使之不受外国竞争的压力。1910年1月，当时仍然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给包括皮尔庞特和乔治·贝克在内的纽约银行家们上了一课，教育他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他说银行“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是道德而非金钱”，并叱责他们搞垮了小企业。（25）威尔逊讲话时，皮尔庞特沉着脸噗噗地吸烟。会议结束后，他觉得受了伤害，就对威尔逊说，他这番话似乎是冲着摩根家族来的。威尔逊说他并不想伤害哪个人，他只是就事论事，讲求原则。

民主党谴责摩根并不令人惊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他是如何成为共和党的一个不和因素，从而导致了1912年共和党在几个问题上的分裂。其中一件事牵涉与古根海姆财团在1906年组成的摩根辛迪加，它是为开采阿拉斯加州肯尼科特冰川的铜矿而成立的。绰号叫“摩根海姆”的这一集团对这个州发起了一场十足的金融侵略：它收购了轮船公司、煤田和罐头厂，并投资2000万美元兴建铁路，以便把铜矿石运到海边的威廉王子湾。媒介把这讥讽为“第二次购买阿拉斯加”，一个漫画家画了个复合怪物，取名为“古根摩根”。

这种大规模开发阿拉斯加的举动是检验政府对荒原态度的试金石。这使美国林业署署长吉福德·平肯和内务部长理查德·巴林杰发生对抗。平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留届人，而查德·巴林杰则是由塔夫脱任命的。平肯想把阿拉斯加的荒原保护下来，留给后代，而巴林杰认为只有古根海姆和摩根联手，才能为开发这样遥远的地域提供巨额融资。平肯和巴林杰公开争执之后，塔夫脱解除了平肯的职务。西奥多·罗斯福听说此事时恰好在非洲狩猎，更感到被塔夫脱出卖了。

罗斯福在第二届任期结束时，决定不对摩根的农具托拉斯国际收割机公司进行反托拉斯起诉。1911年，塔夫脱不仅进行了起诉，而且后来还公布了一些文件，表明乔治·珀金斯在1907年阻止了对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起诉，当时他游说了美国股份公司局局长，因此局长提醒罗斯福，在没有重大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对摩根的利益挑起敌对行动。

1911年10月，塔夫脱政府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起诉，进一步打击了摩根的势力。哈里·戴维森在给伦敦合伙人的信中说：“我对诉状的性质感到惊恐，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26）在给巴黎合伙人的信中，他抨击“塔夫脱及其阁僚用卑劣的政治手腕”。（27）这件事之所以使摩根和罗斯福感到恼火，就是因为它专门强调了美国钢铁公司在1907年的危机中收购了田纳西煤铁公司。这笔交易是加里法官和亨利·弗里克在西奥多·罗斯福吃早饭时获得批准而达成的，这位前总统对被蒙骗了的说法极为敏感。在为其行动辩解时，罗斯福说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起诉“使我们的人民清楚地感觉到有必要整治政府关于企业的混乱政策”。（28）平肯的解雇以及对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的诉讼使罗斯福在1912年脱离共和党，并作为公麋党即进步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

在罗斯福竞选期间，前摩根合伙人乔治·珀金斯有过杰出的表现，因此摩根的影响依然困扰着罗斯福。珀金斯痛恨塔夫脱的反托拉斯思想。他敦促罗斯福参加竞选，负担了政党提名大会的许多筹备费用，亲自导演提名大会，并出任这一新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据说他频频到牡蛎湾去见罗斯福，以至于他的司机“即使是在黑夜里也认识路上的每一粒石子”。（29）在罗斯福的进步党的追随者中，不免有人害怕珀金斯是皮尔庞特安插在竞选队伍中的。但珀金斯是由于与银行关系不善才离开的，因此上述说法不太可能。1912年塔夫脱和罗斯福的分裂导致了伍德罗·威尔逊上台执政。他曾教训皮尔庞特的道德责任。同时，对美国钢铁公司的诉讼流产了，国际收割机公司仅仅丢弃了3个小规模的子公司。

对摩根银行打击最大的是知识界和政界在认识上的进步。人们普遍认为，一家华尔街的托拉斯创立了多家工业托拉斯，并控制着这些工业托拉斯的命运。明尼苏达州的国会议员老查理·林德伯格，也就是未来第一个单人不着陆横跨大西洋飞行的飞行家的父亲，造了个词——货币托拉斯，并说它是最邪恶的托拉斯。后来参议员乔治·诺里斯赞扬林德伯格对货币托拉斯的抨击时说：“这位来自明尼苏达的绅士有权获得比其他议员更多的荣誉。”（30）《华尔街日报》正确指出货币托拉斯就是摩根的代号。大批年轻记者冲到华尔街，摆开阵势，揭露出不少阴险狡诈的金融关系。在年轻助手沃尔特·李普曼的帮助下，林肯·斯蒂芬斯揭露了表面上互相竞争的纽约各银行间的关系网。他在《大众》杂志上发表的揭露文章称皮尔庞特是“美国的老板”。

1912年夏天，权力膨胀的华尔街成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热门话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在一篇措辞激烈的讲话中提出一项决议，反对“提名任何服从J。P。摩根、托马斯·瑞安、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等追逐特权阶层者的代表为总统候选人”。（31）威尔逊则较为慎重，他虽然拒绝摩根、贝尔蒙特和瑞安的资助，却对雅各布·希夫和伯纳德·巴鲁克这些金融名人例外对待。在接受提名时威尔逊说：“对信贷的集中控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极大地危及自由企业。”（32）那年夏天，律师路易斯·布兰代斯辅导威尔逊学习经济学。几年来，布兰代斯一直在反对摩根对纽黑文铁路的控制。金融改革将成为威尔逊竞选的主要组成部分。

已成为国会议员的林德伯格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国会调查华尔街的权力集中情况。随后就在1912年举行了众议院金融货币委员会听证会。这些听证会根据分委会主席、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员阿尔塞纳·普约的名字称为普约委员会。威尔逊于1912年11月大选获胜之后，这些听证会进入了**。皮尔庞特·摩根和他的朋友、同事、合伙人都是主要见证人。

普约听证会总是被描述为皮尔庞特的灾难，是导致他的死亡的公开对抗。这件事后来也一直折磨着杰克·摩根，这与我们叙述的历史同样是有关的。杰克对其威力无比的父亲诚惶诚恐，一直以敬畏的方式表示崇敬之意。皮尔庞特晚年恢复了对杰克的爱抚，杰克的感激之情中包含了一丝额外的宽松。他非常憎恶对其父亲进行的侮辱性的政治攻击。他的信中融入了一种新的苦楚，一种暗淡的忧闷。在写给维维安·史密斯的信中，他说：“至于对父辈的攻击……由于报界不厌其烦长时间地攻击……在公众的心目中，J。P。摩根不再是恩人，不再是给任何国家带来荣誉的公民，而是一头食人兽，躲在后边，伺机吞食。”（33）他告诉格伦费尔：“掌管我们两国的政客们好像发了疯，我们的国家充满了仇恨、哀怨和诉说。”（34）

开始时，杰克认为普约的调查“惹人讨厌”。摩根的律师弗朗西斯·斯特森认为，作为私人银行，他们可以不提供账目，拒绝作证。杰克甚至幻想皮尔庞特可能制定了一些建设性的措施，以对付普约的审查。1912年4月下旬，委员会挑选塞缪尔·昂特迈耶为其法律顾问。昂特迈耶是一个富裕而精明的纽约审判律师，他的纯种牧羊犬曾在比赛中击败皮尔庞特的牧羊犬。昂特迈耶早就攻击过货币托拉斯，因此杰克感到惊骇。他给父亲的电文中说：“调查可能会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进行。”（35）这些听证会将越发使杰克仇视犹太人、记者、民主党和改革者，仇视所有那些煽动民众的捣乱分子。这个经历给他造成的创伤使他对民主失望了，对他所称的美国“不专业的政府”（36）失望了。

听证会于1912年12月进行，正逢皮尔庞特想洗手不沾尘世之时。金钱依旧滚滚而来——他每年进项500万美元。银行在杰克和戴维森的管理下差不多是自我运行的。皮尔庞特很可能对埃及的考古发现比对华尔街的保险业更在行。一开始，他唐突地说他将在华盛顿单独作证。但在这外交时代的巅峰时期，人们期望一种新的责任感，所以银行家们则更为谨慎地注意他们的形象。华尔街23号组织的新队伍对公共关系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与其历来缄默的情形相比，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沉默是华尔街行为的金科玉律。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皮尔庞特的朋友、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他那上窄下宽的络腮胡和胖手腕上的金表链，使他极像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金融家。他的银行与华尔街23号一样神秘。被认为是华尔街的“斯芬克斯”的贝克是40多家公司的董事。他1863年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第二次则直到1923年。当时甚至有一位青年女子说，只要她能接触这位隐居的贝克，就可以获得一份工作。贝克打破了沉寂说道：“美国的商人应该减少三分之二的空谈。每个人都应少说空话。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说空话。”（37）此时贝克的财产估计在1—3亿美元之间。他将为哈佛商学院捐一笔丰厚的款项，部分原因是汤姆·拉蒙特的说情。

作为一个私人业主，皮尔庞特觉得没有义务向公众告知他的情况，也从未雇用过公关人员。现在新一代的摩根合伙人负责开展公关活动，主动出击。不仅皮尔庞特受了戴维森和拉蒙特的开导去参加委员会的听证会，而且银行也第一次雇用了一位公关人员。对于圆脸上常带微笑的汤姆·拉蒙特这位新时代最完美的银行家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时刻。他制定了一项秘密计划，并获得了皮尔庞特的批准。这项计划管理摩根的公共关系的时间将长达一代人。为了改善银行的形象，摩根的合伙人将有选择地与记者交往，与出版商保持联系，监督报纸，提供稿件，以及对批评性的文章私下与编辑交涉。

拉蒙特为普约听证会进行的宣传活动超过了通常提到的单独的公关人员的活动范围。他的一个叫布雷诺德的同事收购了庞大的麦克卢尔斯报业辛迪加，因为该报业辛迪加给全美国的报纸提供素材，所以就成为他们对付普约的工具。“我的意思是要布雷诺德极为秘密地继续干下去。”拉蒙特这样电告戴维森。后者回电：“获悉布雷诺德的收购行动，我非常高兴。我发现在这儿的皮尔庞特和其他人对立即采取行动的重要性印象甚深。我们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公关人员立即秘密地对货币托拉斯的调查开展工作。”（38）于是这就演变成了进入出版业的一个全盘计划。摩根的合伙人与华尔街的朋友们一起在华盛顿、芝加哥、纽约等各大城市收购报纸，并购买了两个给全国报纸提供插页的报业集团。这一方面的工作显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收购《华盛顿邮报》的谈判同样无结果。但是这些行动反映了J。P。摩根一种新的愿望，即想控制舆论，从皮尔庞特之前的作茧自缚的秘密状态下挣脱出来。

皮尔庞特原想独自一人去华盛顿，但改变了主意，带了16名随员前往。听证会这天早晨，皮尔庞特从一辆大型高篷轿车中走了出来，他穿着条纹裤、天鹅绒领的外套，戴着丝绸帽，拄着根拐杖，沿着国会山的台阶拾级而上。场地周围是密密匝匝的人群，他们都想看看这位世上最负盛名的金融家。皮尔庞特的两边分别是他的女儿路易莎和儿子杰克。路易莎双手插在毛皮手套里，嘴唇紧闭，一本正经，显出一副反感的神情；杰克戴着顶礼帽，他的黑胡须里夹杂着几根灰色胡子。当皮尔庞特坐在听证会大厅里的时候，他的神情如同一个老丑角演悲剧时戴的面具：他的头上基本上没什么头发，酒糟鼻长得奇形怪状。他坐姿端正，一副傲慢不羁的样子。

使普约听证会出名的是皮尔庞特成功的反驳，以及捍卫他商业声誉的果敢精神。在之后的一些章节，我们将听到那些多次陈述的言辞，现在我们先看看披露出来的摩根的令人敬畏的权力，否则会把货币托拉斯的理论家看成是心怀不满。约有78家大公司在摩根银行开户，其中包括许多全国最强大的控股公司。反过来，皮尔庞特和他的合伙人在112家公司中占有72个董事职位，涉及的领域有金融、铁路、交通、公用事业。在这个“关系银行业时代”，董事会席位的多少常常决定着能否独揽该公司的大权。在过去的十年中，摩根银行发行了将近20亿美元的证券，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货币托拉斯的狂热源于一场银行兼并。华尔街像滚雪球一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由摩根支配的机构。1909年12月，摩根从托马斯·福琼·瑞安手中购买了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多数股，这样他就能对美国三大保险公司——共同人寿、公平人寿、纽约人寿施加强大影响。虽然他随后将公平人寿保险协会的股权“大量卖给了员工”，并把该公司出售给投保人，但是其中很多欺诈行为可能令人惊恐。

皮尔庞特还通过股权信托这个铁路时期的老伎俩，控制了几家纽约市信托公司。他的银行家信托公司兼并了三家其他银行。1909年他控制了担保信托公司，并通过一系列的兼并将其变为美国最大的信托公司，在该公司的股权信托中有摩根的两个合伙人。作为银行家信托公司和担保信托公司的董事，哈里·戴维森爽快地声称摩根银行正像没有控制普约委员会一样，也没有控制这两家银行。但是摩根的记录表明他的确对这两家银行拥有所有权。比如戴维森休假时，拉蒙特匆忙写就的备忘录里说“银行事务——银行家信托公司一切进行得顺利，卓有成效……担保信托公司的业务也都正常。”（39）除了摩根控制的这些信托公司以外，货币托拉斯这个核心集团包括J。P。摩根公司、第一国民银行和国民城市银行。皮尔庞特对国民商务银行这个美国第二大银行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该银行被称为“J。皮尔庞特·摩根的银行”。（40）

产生新的金融巨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业融资规模巨大。随着许多公司达到全国的范围，业务也都集中到了纽约。比如1906年，摩根公司从波士顿的基德-皮博迪公司手中获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业务。基德-皮博迪曾在新英格兰发行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债券，但却不能处理全国性融资以满足其新的需要。各银行都得与其客户一起发展，工业信托公司创造了货币托拉斯，反之亦然。同样，由于在中国、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有大规模的海外融资，华盛顿将华尔街的银行组织成一个政治工具。但是，当他们在国内合作时，华盛顿却感到担心。

为什么银行不干脆兼并，而去演互换股份和董事会席位的哑剧呢？大多数银行都是私人合伙制或是有密切关系的银行，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这一答案又回到了美国传统上对集中的金融权力的憎恨。摩根—第一国民—国民城市三家银行若公开宣布他们联合，则害怕遇到公众的报复。1911年，这个集团想兼并商务银行和大通国民银行，但是这一行动被国民城市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否决了。杰克电告皮尔庞特说：“他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他觉得现在最好不要引起公众对这三家银行集团的巨大权力的注意，否则，可能导致全美公众对这一权力的憎恨……在这三家银行中，哪一个都不想再对银行股票长期且高额地投资。”（41）

在普约听证会上，皮尔庞特遇到了一个狡猾的对手。矮个、尖鼻、蓄着胡须的塞缪尔·昂特迈耶决不是粗俗的激进派，而是西服翻领上别着鲜艳的兰花的富有的律师。昂特迈耶仔细研究了托拉斯，他曾调查过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他精通世故，常不动声色地切入其旨意。相比之下，皮尔庞特在公众面前则显得粗鲁笨拙。在这一最大的危机时刻，他回忆起朱尼厄斯灌输给他的伦敦金融城绅士银行家准则，便有了以下这些著名的对白。

昂特迈耶：“难道商业信贷的基础不首先是金钱或财产吗？”

摩根：“不，先生。首要一点是人格。”

昂特迈耶：“金钱和财产次之？”

摩根：“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都在其次，金钱买不到人格……因为我不信赖的人即使以基督教世界所有债券作担保，也不能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42）

尽管金融家们非常喜欢听这种话，但这些说教对局外人来说，听起来像是对轻信之人说的伪善之言。然而，正如人们所知，早期的商业银行家是利用人格和阶级作为信贷筛选和审核的粗糙的形式。自美第奇家族和富格尔家族开始，这向来是私人银行家保护其宝贵的资本金的一种实用方法。皮尔庞特的言辞既非批评家认为的那么愤世嫉俗，也非朋友们所想象的那么高尚。以人格作保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商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