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富办公室只亮着桌灯。
四十九起案例,十三批材料,六组传真号码,二十七处重复表述。
他没先看结论,把材料按时间重新排了一遍,又让人调来最早几篇批评新规的文章。
第一篇文章发布于凌晨两点十三分。
半小时后,五个本地论坛同步转载。
早上七点,退休干部联谊群开始讨论。
九点之前,三名企业代表接受采访。
当天中午,第一份暂停新规的建议书已经写好。
太快了。
正常的政策争议,得经过执行、反馈、汇总、发酵,群众还没弄明白新规写了什么,结论已经替群众准备好了。
田国富拿起红笔,在“自发舆情”四个字上画了一道横线。
“查转发源头。”
对面的干部压低声音:“田书记,再往下查,可能碰到一些退休老同志。”
“退休不是护身符。”
“还有几家民营咨询公司,背后可能有人出钱。”
田国富合上材料。
“不要猜人,查资金、查电话、查材料流转,谁说了什么不重要,谁让这么多人同时说一样的话,才重要。”
一个小时后,初步关联图摆上桌面。
两家公关咨询公司负责撰稿和传播,三家长期依赖政府工程的企业承担费用,几名退休干部负责向原单位递话,部分在职干部再把那些话包装成基层意见,层层上报。
每一段单独看都合规。
连在一起,味道变了。
最关键的一条:其中一家咨询公司的业务联系人,过去半个月内,与刘宏清名下常用号码有过十七次通话。
田国富盯着那行记录看了很久。
“先封存。”
“要不要启动初核?”
“证据不够。”
茶早凉透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放回去时杯底磕在桌面上,声音比平时重一点。
“但这不是理念之争,有人把政策讨论做成了围猎。”
第二天早上,刘宏明走进办公室时,桌上多了一只没有编号的牛皮纸袋。
七页纸,没有姓名,没有推断,全是传播节点、通话交叉和资金往来。
翻到第三页,他的手停住了。
十三批联名材料的形成时间列在上面,最早的一批,在新规正式执行前一天就已经建好文档。
所谓“实施后造成严重影响”,写在实施之前。
刘宏明靠回椅背,手指搭在纸袋边缘,拇指来回蹭着封口的毛边。
过去几天,他一直把这场冲突当作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正常张力——推进太快,下面没准备好,老同志有意见,企业有怨气。
现在看来,有人借了所有人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