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十三章 求贤三令（第3页）

不妨关注一下求贤三令的发布时间，分别是公元210年、214年、217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结束以后。此时，天下三分的格局已经大体奠定，主要人才也有了归属。曹操最求贤若渴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此后也并没有听说，他从吴、蜀两方，吸引来了什么特别的人才。所以，求贤三令在历史上并没有收到求才的效果，我觉得其原初目的也不是求才。

求贤三令不为求才，那为什么呢？

我认为，曹操发布求贤三令，主要有三个考虑。

第一个考虑，矫枉必须过正。

东汉末年过分看重道德，轻视实际能力。道德形式主义的不良社会风气，积弊已久。要想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你光说：咱们不能只看重道德，也要看重才能啊，才能和道德二者不能偏废，二者要并重啊！这话对是对，但过于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不会引起社会上的讨论和反思，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曹操才故意公开喊出口号，故意强调：我偏要搞唯才是举，我偏要招聘不仁不孝之徒，我就是不看重道德！曹操当然不是不知道德才兼备最好。他是在故意引发争议、制造噱头。他的求贤三令，相当于一种行为艺术，故意采取了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反思。

第二个考虑，为自己辩护。

曹操是宦官的孙子，被当时的儒家士大夫看不起。就算曹操做到了曹丞相，但儒家士大夫还是把他看成一个暴发户，跟诗礼传承的世家大族不可同日而语。曹操本人当然也不打算去学习这些世家大族。附庸风雅、装腔作势挤进所谓的上流社会，那是曹操年轻时代的表现。如今，曹操已经掌握了话语权。他采用的是一个相反的手段：我自己不会往上凑，但是我偏要把你们这些人都给拉下马，大家谁都别装，大家都拿出本色来。潮水一退，哪个不是在裸泳？

所以曹操发布求贤三令，破除旧的道德观念，促成价值的多元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个性模式找到合理的依据。你们上流社会讲究穿着，要戴礼帽，冠冕堂皇，衣冠楚楚，我偏偏不戴礼帽，我就随便系个头巾，你敢说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吗？你们讲究笑不露齿，我偏偏要放声大笑，龇牙咧嘴，把满口的牙都龇出来，你敢有意见吗？

根据史书记载，曹操曾经有一次在一个高级的社交宴会上，吃饭的时候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手舞足蹈，把整个脸都埋进了杯盘之中，抬起头来的时候，满脸都沾满了米饭粒和菜汤。（“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是非常随性的一个人，他不习惯装腔作势、故作斯文。

不仅是生活作风，曹操在婚姻问题上，也充分体现了不拘礼法的性格。

曹操的正妻卞夫人，出身倡伎，是音乐工作者。在当时来讲，也就是唱个小曲儿、跳个舞，卖艺的，出身非常低贱。但曹操并不在乎，娶进门来。曹操的妾，有好几个曾经是寡妇，曹操也不介意。曹操还专门叮嘱她们：“我将来死了以后，你们也别傻乎乎地在这儿守寡，没有必要，都赶紧找一个好人家给嫁了。但是有一样，你们要记得跟你们新老公宣扬我的好处。”（“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由此可见，曹操这个人非常随性。正是因为求贤三令的公开倡导和曹操本人的身体力行，到了魏晋时期，中国人终于能够从传统礼教的束缚之中挣脱出来，迎来了个性解放的**，史称“魏晋风流”。相关的故事，《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此处不赘。

第三个考虑，为自己的人才政策辩护。

为什么你们都说孔融是人才，我却偏偏要杀？就是因为他是伪人才！为什么你们认为道德有问题的人，我却偏偏要用？正是因为他们虽然不符合世俗的人才标准，却符合我曹操的人才标准！

曹操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了前面提到的许攸，还可以举个例子。曹操手下有一个人，名叫丁斐。这个人非常有才干，但是有一个缺点，手脚很不干净，喜欢偷拿公家的东西。司法官员几次三番告状，曹操总是大手一挥，从轻发落。司法官员很不理解，问道：“大人，您养这么一个贪官，图什么呢？”曹操说：“我养着丁斐，就好像家里养了一条狗。虽然有的时候会馋嘴，会偷点儿肉吃，但是可以帮我捉老鼠，帮我看守粮仓。总的来讲，还是利大于弊嘛。”（“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完我囊贮。”）

东汉末年，野猫比较多，家猫还不普及，所以捉老鼠的重担就落在了狗的肩膀之上。什么时候家猫才普及呢？明朝人张岱的《夜航船》记载：唐僧西天取经，从印度取回了佛经，捎带引进了家猫。从此以后，狗就退居二线了，狗拿耗子反而变成了多管闲事。这是一段题外话。

总之，由此可见，曹操用人，总能够发挥人的长处，避免其短处，这在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曹操对自己能力足够自信的表现。春秋鲁国有个乱臣，名叫阳虎。此人与曹操差不多，也是霸道狡诈的权臣。他后来在鲁国失势，跑去赵国。赵国执政赵鞅重用了他。有人劝说赵鞅：阳虎狡诈，是个乱臣贼子，不可重用。赵鞅说：没事，我拿得住他。果然，阳虎在赵鞅手下，居然乖乖地成了个得力助手。曹操的驭人之术，与赵鞅一样：司马懿是老谋深算；贾诩反复卖了多少个主子；夏侯惇、刘晔都是十几岁就敢拔刀杀人的狠角色，在他手下，无不乖乖卖命。清人赵翼评价三国君主各自的用人特点：“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可谓的评。

这里有一个问题。前文说曹操实行名法之治，执法严格；这里又说曹操用人不计较小毛小病，丁斐犯了贪污罪，曹操从轻发落。两者之间，是不是矛盾的呢？

三个人的三种选择

其实，把两方面综合起来，才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曹操。

曹操名法之治，和今天提倡法治不是一回事。今天说的法治，是有法必依，不能搞特权，要以法律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曹操的名法之治所反对的司法随意，是反对以感情因素、道德良心作为判案标准。那拿什么作为判案标准呢？取而代之的，不是法律，而是利益。

曹操割发代首，换来的是三军将士严格守法，利大于弊，所以我就选择严格执法、割发代首。杀丁斐，丁斐才贪污几个钱？杀了他，给我造成的损失却非常之大，完全是得不偿失，所以我就选择不严格执法，对其从轻发落。

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这两者在曹操手里，只不过是两个工具而已，是可以选择的。这就是法律的实用主义。从求贤三令来看，也是如此。道德是虚的，对曹操来讲没有用。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就看你能不能给我带来实际的利益。能，那你就是人才；不能，那你道德再高尚也没有用。法律的实用主义，带来的恶果一定是道德的虚无主义。

说到这里，不妨从更宏观的角度，引入两个人物作为参照系，进行观察。

汉末的道德问题，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同的人做出了不同的回应。

孔融，抨击伪道德，干脆说父母对子女没有恩情可言，反对孝道。结果他的嬉笑怒骂、正话反说，反而被政敌利用，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曹操，提倡不道德，干脆说我就是要任用不仁不孝之人，大家谁都别装，伪君子不如真小人。为此，他发布了求贤三令。效果如何呢？东汉末年，虽然搞形式主义的道德，但毕竟还拿道德来做一块最后的遮羞布。毕竟小人还装成君子的样子，不敢原形毕露。为什么要装？因为不道德不具有合法性。而曹操发布求贤三令，遮羞布都不要了。顾炎武《日知录》沉痛地说：“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道德仁义，东汉百年建之而不足；毁灭伦常，曹操一人坏之而有余。这绝非苛评。

诸葛亮，身体力行真道德。他明白，汉末的道德，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的人太多，做的人太少。孔融以反讽的方式抨击伪道德，曹操以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提倡不道德，都非正道。所以诸葛亮以精纯的道德、深厚的涵养，济之以务实而不迂腐的处事策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体力行展现了三代以下、一代完人的真道德。南宋朱熹素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苛责历史人物，但仍心悦诚服地以诸葛亮为“五君子”之首，这不是没有根据的。[1]

三道求贤令，突出反映了曹操“唯才是举”的观点。有趣的是，曹操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坚持这一观点，甚至把“唯才是举”贯彻到了自己的家事之中。随着晚年的到来，曹操不得不把选拔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日程。按理来讲，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只需要立长子就可以了。但是曹操作为一位父亲，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他也想搞一次唯才是举。那么，这次接班人的选拔，都有哪些候选人呢？曹操那么多优秀的儿子，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

[1]　“五君子”分别是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见《朱子文集》之《王梅溪文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