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六章 真假捉放曹（第3页）

实际上，证言二、证言三不是随意合并的。从史料学的角度，证言三是从证言二衍生而来的。

《世说新语》注有云：“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魏晋世语》，事多详核。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意思是说：证言二的提供者郭颁是西晋人，距离三国很近。他写了一部书叫《魏晋世语》（又名《晋魏世语》），内容翔实，史料价值很高。孙盛写书时，大量参考了《魏晋世语》。换言之，孙盛是从郭颁那儿听来的。用现代证据学的话说，郭颁的证言属于原始证据，孙盛的证言属于传来证据。

此外，裴松之引用的孙盛《杂记》，全名《魏氏春秋异同》。这部书今天已经亡佚了。不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刚好引用了《魏氏春秋异同》关于“捉放曹”这段记载，正好是裴松之注引郭颁、孙盛两段内容的结合。由此可以证明，以上推测是正确的。

现在，问题已经得到了简化：说法A正当防卫，说法B故意杀人。到底哪一个才是案情的真相呢？

第二步，运用常理进行推断。

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面对互相歧异的史料，运用常理推测，乃是史学的基本方法。这在考据学上，叫作“理证”。以常理推断：

首先，吕伯奢是曹操的老朋友。就算吕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们又怎么会平白无故抢劫曹操呢？吕伯奢好歹也算是成皋县的一个地主，家里也很殷实。为什么他的儿子们都穷疯了，没见过钱，非得抢劫自己父亲的老朋友的财物？这是第一个疑点。其次，就算吕伯奢的儿子们铁了心，非得抢劫曹操，那按照常理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何况，吕伯奢的儿子们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主场作战，又组建了一个犯罪团伙，以多敌少。曹操，虽然前文说过，他曾做过游侠，有一定的武艺。但他毕竟是曹操，不是关羽、张飞这样的万人敌，怎么可能在孤身一人、仓促应战的情况下，将一个犯罪团伙干掉，自己却一点事没有，扬长而去？这是第二个疑点。

根据这两个疑点，我认为说法B故意杀人可能更符合事实的真相：是曹操临时起意、蓄意杀人，用宝剑杀死了毫无防备、手无寸铁的吕伯奢全家，而不是吕家集体抢劫而遭遇曹操的反杀。既然如此，那么说法A就是伪造的了。这样一来，就牵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王沈的《魏书》要做伪证呢？

第三步，分析一下以上三份证言的性质。

王沈是曹魏的官员，他写《魏书》是奉了曹操的儿子曹丕和孙子曹叡的命令。所以王沈《魏书》的性质，是官修的本朝史。既然如此，他于曹操早年间做过的一些错事，就不可能不有所隐讳，这是中国古代修史的惯例。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有一部史学名著，叫作《史通》。《史通》就曾评价王沈的《魏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因为时代的局限，隐瞒了很多事实真相，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可信度并不高。

而反观郭颁和孙盛，这两个人都是晋朝人，晋朝人谈论汉末三国的事情，相对来讲可以少一些顾忌。而且，他们的这两本书，也都是私人著作，言论自由度要高一些，所以敢于大胆地揭发曹操的老底。从史料性质的角度分析，在“捉放曹”这件事情上，郭颁《魏晋世语》、孙盛《魏氏春秋异同》要可靠一些。

最后，我们还可以请出第四位证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来做一个旁证。

也许有人要问：《三国志》不是对这起灭门惨案只字未提吗？为什么现在又可以让陈寿来做旁证呢？没错，正是因为《三国志》对这件众说纷纭的事情只字未提、保持沉默，所以才奇怪。有理由相信，陈寿这样的优秀史学家，在写作《三国志》时，肯定对以上两种说法都有所掌握。那么，他为什么却只字未提呢？

原因很简单：《三国志》是西晋作品，而西晋的正当性是通过曹魏皇帝禅让而来的。

在中国古代，王朝的建立形式，主要有革命与禅让两种。革命建立的王朝，必须否定前朝的正当性，才能确立自己的正当性；而禅让建立的王朝，其正当性正来自前朝的正当性。所以，西晋是以曹魏为正统的。陈寿写作《三国志》，得到了西晋皇帝的过问，必须以曹魏为正统，也就必须为尊者讳。

如果曹操像王沈所说的那样，是正当防卫，那么陈寿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写进《三国志》：一个人灭一个犯罪团伙，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反过来推，正因为《三国志》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讳莫如深，恰恰可以以此推测吕伯奢家灭门惨案的真相。

根据以上推断，我的判决是：

曹操故意杀人；

陈寿隐瞒事实真相；

王沈作伪证；

郭颁和孙盛所说，才是真相。

经过以上四步，我们可以得出最后的结论：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个深夜，成皋县郊外的吕伯奢家，一个凶手正在疯狂地杀戮。当他停下手中的屠刀之时，已经有八具尸体倒在了血泊之中。凶手缓缓转过脸来，借助忽明忽暗的火光映照，我们逐渐看清此人狰狞的面目——这个人，正是曹操。

一刀两断，开始新的生命

吕伯奢家灭门惨案，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是一起不值一提的小案子。在曹操波澜壮阔的一生之中，后人来评价，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曹操一辈子杀过的人太多了，湮灭在历史夹缝之中的吕家八口人，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阅读历史不宜开启上帝视角，不宜用“后见之明”，而应采取当事人视角，深入历史人物的心灵，体察他的心路历程。的确，作为后人客观评估，这个案子在曹操的一生中实在是太渺小了；但是对当事人曹操而言，这个案子，这段逃亡生涯，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在他的心态史上，必定隐秘地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们只要想一想，曹操当时还很年轻，只有三十五岁，并没有后来那么狠辣，那么老谋深算；而且，这也许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亲手杀人，尤其是第一次杀害无辜的人，一杀就是九个。这件事情，肯定会成为他埋藏心底的一个秘密，一个禁区。那么，这起灭门惨案，这段逃亡生涯，会对曹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把坐标轴拉长，以曹操的整个人生为参照系，我们不难发现：曹操的这一段逃亡生涯，不仅仅是逃出了洛阳城，也逃离了旧体制、旧文化的束缚。

曹操从十五岁进太学、二十岁举孝廉开始，就把命运的把柄交到了别人的手中。当时盛行人物评论，曹操就去讨好各种各样的人物评论家，去为自己挣名气；当时盛行卖官鬻爵，曹操通过家族关系跑官买官，去走一些他自己所不屑的歪门邪道。曹操的命运如何，完全掌握在汉灵帝这样的昏君、何进这样的庸才手中。宦海沉浮、三起三落，从头到尾，曹操都只不过是在旧体制之内随波逐流、委曲求全。

古人云：“三十而立。”三十岁以后，一个人要真正地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这个根本，不仅仅指经济基础，更多的是一种独立的价值理念。

三十五岁的曹操，逃出了洛阳城，也从大汉王朝的旧体制内逃出生天，对自己的未来、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种更加清醒、更加独立的认识。

从此以后，他白手起家，用拳头说话，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再也不曾假手他人。由此出发，他推翻了旧文化、创造了新体制，最后走向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所以，可以这么说，曹操在用他手中的屠刀，杀戮那九个无辜生命的同时，也和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三十而立，浴血重生，开始了新的生命。

曹操逃离了洛阳城，跑到陈留以后，招兵买马，成立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几乎同一时间，在洛阳以东的大地上，先后已经有十几个人发兵反对董卓。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组成一支浩浩****的反董联军，共同推举袁绍担任总盟主。这就是《三国演义》非常热闹的一个著名回目——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

一方，是信心满满的正义之师；一方，是恶贯满盈的虎狼之师。究竟是正义战胜邪恶，还是邪恶压倒正义？曹操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之中，又会有什么样的成长与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