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笔直地躺在那里,眼睛紧闭,眉头紧锁,嘴角张开,仿佛话说到一半儿似的。看到她的头发有点儿乱,我上前帮她理了理。我的手触到了她的脸,好凉的面孔啊!就是这脸昨天还朝我笑来着,今天就突然隔了这么远的路!
我本来是想为她整理一下头发,可是我没有整理好,反倒是一不小心让一滴水滴到了她的脸上,我赶紧用手去擦,可是越擦越多,我急得都要哭了。
然后我又觉得恶心,还没来得及跑出太平间,就吐出来了。
只是一些黄胆汁而已。
姐姐和哥哥十分慌张,他们赶快说;“走吧!离开这儿吧!”
他们拉扯我,我不答。我一动不动,唯恐稍微动一下又要呕吐。同时,我觉得两脚冰凉,寒冷从脚上升到了心窝。我回到她床边,却支持不住,倒在床头。我终于妥协地瘫下来,坐到地上。
“啊!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哥哥低声说。
“你说什么?”
我痛苦得慢慢把头转来转去,不断地张开嘴唇,仿佛心里压着什么,不吐不快似的。
于是,他们小心翼翼但也坚决地把我带走了……
妈妈出殡的事,几乎是哥哥和姐姐全权负责的,因为你不在,因为你的许多亲戚们都在“非典”的魔爪下难以正常地伤心。妈妈去后,我只见到舅舅、舅妈和一个姨夫,我听到他们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姐姐做事越来越让人想不通了。”
“她就是这么怪僻的人。既然已经去了,就原谅她吧。”他们的想法一致。在最后时刻,在焚化炉旁,我才见到了妈妈的同事、朋友,他们送来了挽联,还有数张悼词,可是这些悼词并无用武之地。妈妈的丧事从简,没有举行告别仪式,这是妈妈自己的意思,她在入院后就写下了遗嘱。除了丧事从简之外,还有就是:告诉我的儿子,妈妈爱他,接受他的选择。
亲朋好友们各自站得很远,仿佛习俗所致。
所有的人都表情沉痛,大家一致感叹祸不单行之类的话。有陌生人过来安慰着我,我始终听不清别人的话,我的耳朵总是一阵一阵地失聪。火化前,我去给妈妈梳了梳头发,便帮她把脸洗得干干净净,我知道妈妈是干净的人,我发现她的皮肤皱巴巴的,我帮她擦了一点润肤露,使她皮肤看上去柔和一些。
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了。她被打扮停当,默不做声地被别人摆布着。我们开始上车,发动机怒吼着,驶过我们的心和眼睛。所有人都好像悲痛异常,他们默不做声,跟死者一样。我也是,我的咽喉紧缩,胸部愈来愈沉重,手指又麻又痛,但眼睛干涩无泪。
不久,我看到了焚化炉,我知道他们要将她焚烧。熊熊大火映照着整个屋子,周遭通红一片。这就对了,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带走了我的母亲:温暖的阳光,甜蜜的糖果;然后是象征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的鸣叫声带走了我的父亲。他们的手段并无更新,不止一次被我识别出来。现在,手法仍然一致,亮堂堂的炉火,可是它仍然是为了带走她——带走希望,焚烧爱。
我站在那里,看着伤心忙碌的人群:连我都知道死神一贯的把戏,为什么我们无动于衷,只是在焚烧方式或者骨灰盒上下工夫?我听到有人在推荐上等的骨灰盒,说是为了让死者显得尊贵。尊贵可以用一只盒子来完成?“她不要什么尊贵,她要自己的儿子!”我突然遏止不住,尖着嗓子叫起来。这多不合时宜啊,他们全体都像是约定好了似的一言不发,要说也低沉地说,仿佛使空气结上冰,才对得起死者。
最后我看着她进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我的心也跟着进去了。我发现自己不能动弹,唯有嗓子不断地发出呕吐的声音……
妈妈去后的第三天,我才能够正常地听见人们的说话声,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我走后发生的一切。
我走时是下午五点钟左右,妈妈让护士帮她打开了电视机。护士从房间出来时她还是好好的,到了晚上九点钟,晚班护士去查房熄灯时,才发现妈妈的头垂在一边,正在呻吟,起初声音微弱,后来肩膀发抖,脸比床单还白,蜷缩的手指紧抠住胸口。她的脉搏不匀,大滴汗珠从她脸上渗透出来,脸孔发青,牙齿上下颤抖。护士赶紧喊值班医生,医生赶到后,她的脉搏就几乎感觉不到了。医生赶紧把她送进了抢救室,进行必要的抢救,可是她去得很快,任何手段都没有唤醒她……
“这是为什么?”我问护士、医生以及一切为她治疗过、照顾过她的人,“我走的时候她还好好的,她没有理由突然发作。”
“她在看电视,她一直在看电视。”一个护士说。
“她看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遥控器在她自己手上。”
“是什么让她突然激动,突然紧张,突然失控,突然就去了?”
“我不知道。”
高干病房的电视有四十多个频道,我没有办法知道是哪条如此有毒性的新闻,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突然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