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镇的乡亲们保全了我家的老屋。我小学的老同学杨新芳先生见到我家迁居上海后散落在邻居间的家具,还一件件收集,又有本家余建立留心照管,结果,也就完整地留住了我的童年,留住了当年妈妈和我夜夜为乡亲们写信、记账的门户,留住了村庄里唯一亮灯的所在。
又见到了我出生的床。妻子轻轻地摸着床楣,说:“真是精致,像新的一样。”我说:“那兰花布帐也没有换过,我第一回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它。”
我往床沿上一坐,只觉一种懒洋洋的困乏。我从这儿下地,到外面借住了那么多地方,到今天才回来。
一个年轻的族亲在一边说:“可惜,你《老屋窗口》里写到的风景,全被那么多新建筑挡住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屋后就是繁忙的公路,车辆拥挤,当年小河里夜航船的梆子声,也不会再有。祖母听到梆子声就起床了,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右手擎着,左手摸着楼梯护板一步步下楼,不久,灶间的烟囱里就飘出了几缕白雾。
楼梯边,就是我的小书房。我踮脚进去,支起帐子读完了《水浒传》,借着梁山好汉的勇气把黄鼠狼镇住了。
前几个月,乡下有人到上海,我已经托他们把几个书箱带回,放到这个屋子里。书箱里装有一些旧书,却还故意留出了一些空当,我早就想好了,还有一些东西要郑重地存放到这儿。
我说过,这个小书房本叫“堂楼顶”,楼板下正是余家安置祖宗牌位和举行祭祀的“堂前”。我要把爸爸临终留下的那一大叠纸页,包括大批判简报、申诉材料和他写的一张张借条,存放在这里,给祖宗一个交代。
我知道,爸爸一定会赞成我的这个安排。我本想在他下葬时当场焚毁这些伤心纸页的,但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说:“留下。”
我自己也要留下一堆东西在楼板上,那就是我实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纪录,以及近十余年来中国文化传媒界对我的大规模诽谤文字。虽然还远没有收齐,但现在看到的冰山一角已极为惊人,在中国创造了好几项纪录,我想余家的祖宗也许会因此而自豪。
我还会把十余年来我的著作的盗版本百余种一起存放在这里,在这方面我也创造了全国纪录。
会让祖宗不悦的是,对我的诽谤者和对盗版的辩护者中竟然也有两个余家子弟。对此我会求告祖宗,不必动用家法,挥手摈逐便了。
当年在这屋子里没有读懂《石头记》,却读懂了《水浒传》。没有得到《三国演义》,但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却有一篇《草船借箭》,读得神醉心驰。诸葛亮驱使一排草船在清晨浓雾的江面上游弋,敌军误判,万箭齐发。草船把万支乱箭全部带回,而诸葛亮却坐在草船里边悠然喝酒。
今天我也把万支乱箭带回来了,哗啦啦地搁在楼板上,让黄鼠狼们消遣去。然后锁门,摇手呼喊,我们也到镇上去喝酒。
诸葛亮把带回来的一大堆乱箭重新用作武器,我不会。我只是让自己的老屋永远锁住那些凶器,让它们慢慢锈蚀,让世间少一份凶险。
去小镇的路上,我问小学里的几个同班同学:“还记得《草船借箭》吗?”
他们说:“看你说的,这怎么会忘?”
我又问:“黄鼠狼会啃咬纸页吗?”
他们说:“一般不会吧。”却又看了我一眼,奇怪前后两个问题毫无关联。
那我就放心了。那些纸页中唯一不能损坏的,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八
妈妈由家人陪着,坐旅行车回上海了。
临走前她站在老屋里对我说:“真想在这个屋子里再住几天。”
我说:“灶头还在,却没有柴;老缸还在,却没有水;大床还在,却没有被……”
妈妈无奈地笑了。她也知道,这老屋只能看,不能住了。乡亲早就用上了煤气、自来水和卫生设备。他们都纷纷拉妈妈去住,但我们一行人太多,会过分地打扰人家。
我和妻子没有跟着他们回上海,而是继续东行。
妻子说:“你的家乡比我的家乡好。我们两人,行踪飘飘,不知何处停息,真该在家乡附近找个地方住下,反正你的笔也捐献掉了。”
她说的是,前些天北京一个慈善组织为了救济孤残儿童举行拍卖,王石先生捐献了他登上珠穆朗玛峰时穿的那件衣服,我捐献了穿越世界最危险地区时天天写《千年一叹》的那支笔。主办者来电说,我们的捐献拍卖了不少钱,一批孤残儿童有了常年的衣物和牛奶。这事,既让我高兴,又让我轻松。我的笔,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那些人如果还要循迹追逐,很快就会遇到一大群还没有长牙的孩子们的笑声和哭声。
我对妻子说:“真该落脚了。我上次来时看上了一个地方,这次正好让你去核准。”
我知道她会满意。因为我们都认识一位已故的日本音乐家,他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一个冷僻的海岛,小部分时间在世间漫游。她欣赏这种生活。
她果然核准了。
但是,那里没有房卖,只能寻租。
借住了一生,还是借住。
所幸那是真正的海岛。从它到太平洋,没有任何阻挡;从大陆通向它,只有船,没有桥。
在希腊海滨谈欧洲文明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