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24章（第3页）

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

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制造灾难的造反派和当权者打斗，反而向他们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

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

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我是爸爸被关押后家里最大的男人，现在面对这些借条顿觉羞愧难言。

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掌了权的造反派头目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二个人倾诉家中苦难，他们如果产生恻隐之心，去找爸爸单位当权的造反派头目，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

我为什么不可以给当权者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当权者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那个被告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诽谤者在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

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这就极有可能换得当权者的一点照顾，改变家里走投无路的困境。

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椎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以前，我一直满意自己在灾难中坚守着一系列出乎天良的人性、人道原则，反对打人、整人，反对摧残文化。这当然不错，但在这个原则之下，应该还有一些活动空间来救助家人，我却把这些空间堵死了。我错误地认为，所有的空间只有黑白分明的两半，而不知道中间还有不小的灰色地带。

黑白分明？除了那些出乎天良的人性、人道原则之外，我哪里分得清还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污浊充塞，所谓干净也只是一种自我幻觉。我知道当时的一切罪名都是诽谤吗？我知道中国应该走什么路吗？我知道人权、民主、自由这些珍贵概念的真正内涵吗？我知道国际的价值标准和人类的终极关怀吗？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只是与当权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别。也许，造反派中有一些对于官僚极权体制的反抗思维，还远远高出于我当时的认知水平。我自认为是在固守文化，但是，我直到今天还在为文化的悖论所苦恼，当时哪里搞得清文化到底是什么？因此，连自认为在血泪缝隙间的学术写作，现在一看也愚钝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后几步，放低姿态，尽量减少一点爸爸、妈妈和全家的实际痛苦？

大概是被长期的教育所误，我一直相信，家庭亲情，应该让位于社会大道。历尽灾难方才明白，家庭亲情本是社会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饥寒交迫的时代，更是这样。

我的新课本，就是爸爸写的那些借条。

回想起来，爸爸也有课本，那就是一次次残暴的批斗会。他的脖子上挂着“阶级异己分子”的大牌子，弯着腰，低着头，努力想辩驳自己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是，批斗了多少次，辩驳了多少次，他一直辩不过来。不知哪一次，他突然憬悟：“我要辩驳什么？我要把自己辩成什么阶级？我是这个阶级的吗？如果不是，或不太是，那么，说是异己分子有什么不对？”他终于明白，是不是“阶级异己分子”本是一个虚设的话题，当时他面对的唯一真实话题是，绝不能成为“家庭异己分子”。

爸爸想通了这一点，也许会稍稍抬头看一眼站在他前面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心想：这位老张，你家里不是还有病卧的老父、弱智的女儿吗？怎么不早点回家去照顾，在这里为批判我的“历史问题”消磨时间？这位小李，你也老大不小了，瞎眼的母亲天天盼着你结婚，还不早一点去找一个对象，倒是天天围着我转来转去？

爸爸所憬悟的，本是人间最寻常的人情物理。灾难否定了它们，因此成了灾难；但是，也正是灾难，使它们显得更加珍贵，珍贵得足以让人朝拜。

在我今天看来，爸爸的这些谦恭地向当权者索要家人温饱的借条，其意义不下于烈士们的反抗口号。

突然想起了我们学院的陈汝衡老先生。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装要枪毙他的时候，一步步走到墙角后突然回身跪下，恳求道：

小将，小将，

不要开枪！

我下有妻儿，

上有老娘……

这事我当时听到后因联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泪，但还是没有参透其间深义。

陈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时老学究，把枪毙当真了，因此他的“临终表现”完全出于本能。他没有喊政治口号，没有摆学者风度，也没有发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恳求了，而且把歹徒称作“小将”。

这种种动作如果被目前横行在中国大陆文化传媒界的大批判干将们知道，一定会上纲上线为“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软骨虫”、“怕死鬼”、“叛徒”、“汉奸”，就像当年的歹徒们宣布他的枪毙理由是“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下写诗作文却不与国民党斗争”一模一样。

那么，今天我懂了，歹徒们的迫害是一种灾难，质问被迫害者为什么不与歹徒们拼死搏斗，更是一种灾难。

伤害万千家庭的政治运动是一种祸孽，强令被伤害者放弃家庭而投入生死抗争，也是一种祸孽。

我觉得应该把所有习惯于对陈汝衡先生那样的求生言词进行高调批判的人，一概看成不肖之子，因为世上能有他们，完全是由于他们的父母都曾在灾难中“苟且偷生”。

这些不肖之子的共同特征是：关注政治标记，无视切切民生；关注他人行迹，无视自家门庭；关注社会造型，无视生命之本。

现在谁都明白了，无视生命之本，何来个人操守，又遑论世间大任？中国之所以灾祸不断，就在于很多人对别人觊觎过度；中国之所以能摆脱灾祸，就在于更多人毕竟能安分守己。

因此，正是无数像我爸爸、陈汝衡先生、以及那些大批判干将们“苟且偷生”的父母这样的人，使动乱不已的中国有了平静延续的基座。

这也就触及了“中国精神”的底部。

遗憾的是，有很长时间，我也是不肖之子中的一员。

以爸爸的这些借条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