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余学文!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是因为,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是杨西光吗?反正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我要弟弟们知道,我们的爸爸真是受苦了。
再看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划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
投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用大头针把挂号的存根号签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
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三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每一张都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再看下面一张——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半个多世纪之前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那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嫁妆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共同投入的一个高尚行为的落脚点,但当权者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但今天在我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〇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各地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可以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明知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四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