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挑战石漠的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有史以来,世界上关于环境问题的宣言有很多,口号喊得震天,但口号落地却是无声的。这些宣言真要落实到实处,靠的是一群不喊口号的人的实际行动。
石漠化相当于地球得了癌症!
毕节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号称贵州屋脊,是我国长江、珠江水系的分水岭,是长江重要支流——乌江的发源地,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由于严重的石漠化,20世纪80年代,被联合国有关专家称之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
针对这一严峻现实,毕节试验区摸索出了一套被称做“五子登科”改善办法。
“五子登科”本为汉族民间谚语,最初来源于民间故事,说的是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毕节试验区却用这个谚语来寄予这片石漠地区于厚望。这“五子”为:
山顶“戴帽子”——在35度以上的陡坡地上封山育林,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使山顶绿起来;
山腰“系带子”——在25至35度的坡埂上,带状栽培刺梨、玫瑰、花椒等矮秆植物,营造生物墙,既防止水土流失,又能较快地获取经济效益;
坡地“铺毯子”——在15至25度的坡耕地上,横坡聚垄,绿肥免耕,保持水土,培肥地力;基本农田种谷子——在15度以下的基本农田上推广杂交良种和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实行集约经营,弥补山上退耕减少的粮食;
山下抓“票子”——发展以烤烟为主的经济作物和蔬菜、水果、药材、畜禽等产品的同时,发展以开发本地资源煤、铁、铅锌为主的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推动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
1989年,毕节试验区实施“毕节、大方、威宁、赫章四个县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农田基本建设、‘温饱工程’、‘三林一茶’以及畜牲业开发”等项目,1988至1992年,5年投工8亿多个,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631。06平方公里,植树造林333。84万亩。
到1995年,全区森林面积已从1985年的343。5万亩增加1158万亩;林灌覆盖率已从1985年的14。94%增加到了28。76%;林木总蓄积量也增长到了980万立方米。
到1998年,全区已累计完成造林675。12万亩,为计划面积的106。65%;人工与飞播造林保存面积327。61万亩,封山育林有效面积167。47万亩,林灌覆盖率由1992年的16。98%上升到28。76%。有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7378平方公里,小流域重点防治面积5855平方公里。坡改梯184。94万亩,改造中低产田土58。47万亩,人均基本农田从治理前的0。2亩增加到0。41亩。有效灌溉面积从1992年的72。98万亩上升到86。49万亩。
当宣言落实于大地之上,我们硬是在病入膏肓的石漠地区重新建立起了一套生态系统,使之恢复了生机。
14
当一个终其一生种树的人,到头来却将自己种出的那片林子献给国家,大多数人是无法理解的时候,但这并不会削弱了他们内心对他的那份敬意。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私欲是一回事,但崇高感带来的那份高额的幸福指数却是每一个人都向往都仰慕的。人们在听说胡索文临死前三番五次找县里申请,要将他种下的那片杉树林献给国家的时候,嘴上说:“那个傻瓜,要是我,我才不会那么做呢。”但心里其实对这个傻瓜充满了敬意。尤其当他们明白了一片林子对于自己脚下这块遭到石漠化的土地有多重要以后。
胡索文自从1961年选择了植树,从此便成了专业的植树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树。他吃住在山林中,早餐一碗玉米稀饭,午餐烧几个洋芋,晚餐辣椒水拌饭,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十年。腰间一根谷草绳,草绳上挂一把明晃晃的镰刀,拄把锄头,扛捆树苗,永远是这个模样。但他却得了一个“胡大员外”的称号。人们的解释是:他是吃穿中的乞丐,林地上的员外。
1990年底,县里完成了这位林地员外的夙愿,将他的林子收为国有。1991年元月25日,这位员外离开人世,离开了他的树林。
那时候,海雀的那些树才三五岁孩子高,那片未来的林子还像幼儿园一样脆弱。历代以来,海雀人就有放野牲口的习惯。所谓野牲口,就是让牲口们拥有野生动物的一样的自由。这种习惯在偏僻的大山里并不新鲜,有的地方年初把牲口放出去,年底才去找回来。因此常常会有年初放出去是一只,年底找回来的是两只甚至多只的情况。母牛会带回一头牛犊,母马会带回一匹马驹,母猪则有可能带回一窝猪仔。海雀这地方山大,但没吃的。在一个找不到好草的地方放牲口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你要是圈定一个区域把它们照看起来,它们肯定吃不饱,你要是愿意跟着它们为寻草而跋涉,又受不了那个累。所以,干脆让它们放开手脚在那光秃秃的山上找食,就成了海雀人的最佳选择了。每年庄稼收完以后,海雀的牲口们就开始了旅居的日子,一直要到来年春天,人们要往地里播种了,它们又才被限制起来。
按理说,栽上那些树苗以后,人们就应该明白,环境暂时已经不允许牲口们“野”了。但偏偏就有那么些人,也不知道是装着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照常纵容牲口们到山上去自由**。这就给护林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护林人员是一开始就有的,文朝荣很清楚,海雀这地方,栽下去一棵树难,能守护到它们长大成树更难。所以刚栽上树,村里就安排了护林员。可因为这项工作对于海雀人来说还很陌生,最初的护林员也意识不到责任的重大。更何况,他们的工作还是义务性质的。只不过因为他们被认为觉悟高些,可信度高些,就委托了他们。这就使他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自由空间,做得好与不好,都无可厚非。事实上,真把护林工作当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的,只有文朝荣。他每天巡山,风雨无阻,因此在海雀时常给野牲口们气得七窍生烟的,也只有他。
“人吃地一生,地吃人一口”,胡索文胡大员外活着就已经把他一生的债都还给了土地,当他欣慰而安详地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土地最后那一“口”的时候,文朝荣还在为“还债”操心。野牲口太猖獗,他一个人哪里撵得过来啊!他召集一个专门的村委会,专题讨论护林员报酬以及如何护林的事情。护林员不护林,还叫护林员吗?但他并没有把原来的护林员开除掉,因为他并不认为,他们的工作不力,是由于他们的不负责任。他认为应该是由于他们没有报酬。没有报酬就没有动力,没有积极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开这个村委会的目的,就是讨论如何给这几个护林员解决报酬问题。
“没有报酬,我们凭啥叫人为我们看林子呢是不是?”他对别的村干部们说。
他这么说的时候,那几个护林员就显出不好意思来。不管他们是不是心里真有过关于报酬的计较,在他们听起来,支书这话都有点儿讽刺。他们中间甚至有人支吾说:“我们并没有计较报酬。”但这并不能弥补他们工作不力的事实。不管你有没有计较,你工作没干好,林子没看好。所以这样的声音理不直气也不壮。更何况,即便以前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村里开始为他们考虑了,他们也就无法拒绝了。支吾出声的那个人不仅自己后悔说了那话,同是护林员的另外几个也都白了他两眼。
这个会上决定每年每户人家拿出七斤粮食来,作为四个护林员的报酬。谈定了报酬,文朝荣就觉得可以向护林员们提出要求了。
“必须每天巡山一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能放假。”他说。
“不能光走路,遇上倒了的,得扶起来,遇上野牲口,得赶,还要查清楚是谁家的牲口,今后我们得定个村规民约,得罚款。”他说。
“山上不能再开荒了,可有人还在烧山开荒,遇上这种人,得给我抓了重罚。”他说。
“不要碍于面子,只要是破坏了林子的,我们要做到六亲不认。”他说。
看起来像是他提出的要求太高了,别人就开始怀疑那点儿报酬的价值了。一位护林员打断他说:“文支书你还没报酬哩,你不也天天在巡山吗?”中国人说话喜欢迂回,这位护林员把话绕到了两座山以外去了,目的其实就在跟前。幸好文朝荣是懂的,说话的人自顾往远处绕,他只把耳朵支在跟前听就是了。
他说:“我不要报酬,我是村支书。”别人都喜欢绕,他也得跟着绕,不过他绕得近点儿就是了。
他说:“我要是再要报酬,你们不就分得更少了?”
他把话绕到跟前了,说话的人又觉得不好意思了,把头往下低。
文朝荣说:“一家一年出七斤粮,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