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皇帝任命前太常山涛为吏部尚书,山涛负责典选官员十余年,每有一个官职出缺,就挑选才能资历合适的人选数人作为候选名单,等皇帝对某人有明确意向,他就公开提名某人,奏请批准。皇帝所挑选的人,并不一定是候选名单上排在前面的,众人不知内幕,认为山涛分不清轻重,自主举荐官吏,向皇帝批评山涛。皇帝则对山涛更加亲爱。山涛推荐官员时,对每个人都有简要的评语,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
山涛向皇帝举荐嵇绍,建议任命他为秘书郎。皇帝下诏征召,嵇绍因为父亲嵇康被处死,隐居在家,想要推辞不就。山涛对他说:“我为你考虑了很久,天地四季,尚且有生死荣枯的消息,何况是人呢!”嵇绍于是应命。皇帝任用他为秘书丞。
当初,东关之败,司马昭问僚属说:“近日之事是谁的责任?”安东司马王仪,是王修之子,脱口而出:“责任在元帅!”(司马昭当时任安定将军,监诸军。)司马昭怒道:“你要委罪于我吗?”将王仪推出斩首。王仪之子王裒哀痛父亲死于非命,隐居教书,三次朝廷征召,七次公府及郡府延聘,都推辞不就。王裒从来不西向而坐(王裒住在城阳,首都洛阳在西方),在父亲墓旁搭一间草庐居住,日夜攀着柏树悲号,泪水洒在树上,树都为之枯死。读《诗经》,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总是再三哭泣,门生们为了他撤销有这句诗的《蓼莪》篇不学了。王裒家中贫穷,计算着有几口人吃饭,就种多少田,度量身材,需要多少蚕制衣就养多少。有人赠送财物,一概不收;有人要提供帮助,一概拒绝。学生们要帮他收割麦子,王裒就将学生收割的麦子抛弃。如此,他终身不仕而死。
【司马光曰】
当初舜诛杀鲧,而禹仍然侍奉舜,因为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康、王仪都是冤死,两个儿子不做晋朝的官是可以的。嵇绍假如没有后来在**阴的忠烈行为,恐怕不免被君子讥议吧。
【柏杨曰】
禹侍奉杀父仇人,司马光赞扬他不敢废弃国家大事,嵇绍侍奉杀父仇人,却要对他讥笑,这是哪一门的逻辑?王裒对老爹之死的悲痛,我们万分同情。可是,他的种种孝行,却给人一种沉重的压力。他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对老爹的思念,行为几近怪诞,依人生经验推测,绝不可能。尤其是泪滴在树上,树都枯死,更简直像一篇西洋童话。主要问题在于,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生,把全家大小,甚至把所有门徒,都弄得那么悲苦?孝行是一种美德,而一种美德必须要用悲苦去表现,就是文化的病态。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种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病态赞扬。影响可是负面的,它使读者深深感到,具备这种美德是多么困难。
【华杉讲透】
禹的父亲鲧,是治水失败,承担责任,被处死。大禹治水,后来获得成功。嵇康、王仪,则完全是冤死。两人情况又不同,嵇康是拒不合作,触怒司马昭,又被钟会陷害而死。王仪却只是因为一句话惹司马昭不高兴,眨眼间就丢了性命。
所以,三个儿子的不同反应,也有其逻辑。
司马光所说嵇绍在**阴的忠烈行为,是指后来在“八王之乱”中,嵇绍拼死保护晋惠帝而被叛军杀害。
父亲被处死,做儿子的与国家政权合作还是不合作,完全是个人的选择,司马光的道德标准,没有什么道理。这涉及个人和政治的伦理问题,涉及政治义务问题。苏格拉底在接受雅典法庭死刑判决,并拒绝朋友的越狱建议和帮助时,就谈到这一政治伦理和政治义务:
一是感恩国家,因为我生于斯,养于斯,得了国家的好处。二是享受了国家的好处,也得接受国家的坏处和恶行,这才公平合理。三是你已经成年,国家所有好和坏你都明白,比如一句话没说对就可能掉脑袋,但是你仍然选择留下来,包括留在朝廷做官和留在这个国家没有离开,你就已经接受了一切条件,相当于签订了契约。
这就是政治义务。
所以,王仪被杀,也是他的政治义务。这种事几千年来就有,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他做官,就已经接受了这规则。不接受的人都隐居了。在孔子的时代,天下还未一统,可以不隐居,可以跑去其他国家,甚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到海外去!
王仪想要做官的好处,就应该接受这风险,并且,他事先知晓这风险,并且已经事实上“签定了生死文书”。所以,王裒的反应就属于过度了。
司马光说君子要讥议嵇绍,没有任何道理。至于王裒的病态,是他走不出父亲的死亡,用自虐来抗议。眼泪让树木枯死,则是乡人的演绎,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故意放大抗议信号,起哄罢了。司马光采信这一说法,并且记载在史书里,也属于一种“起哄”。
至于对病态人物、病态记载的病态赞扬,倒不是中国文化所特有,全世界都一样。罗马帝国的苦行修士,想尽各种办法折磨自己,能创造出最残酷的自虐并且还忍受下来的,就能得到最多信众的崇拜,甚至皇后和公主都崇拜他。这也是世间百态吧。
11吴国大司马陆抗病重,上疏说:“西陵、建平是国家屏障,既处长江上游,两面受敌,如果敌人船舰顺流而下,快如流星闪电,是没法指望其他地方部队前来救援的,这是社稷安危之关键,不是寇掠边境的小事。臣的父亲陆逊,之前在西部守边时就上言:‘西陵是国家的西大门,虽说易守,同样也易失。西陵一旦失守,就不是丢掉一个郡而已,整个荆州都不再为吴国所有。所以,如果西陵有变,当以倾国之力相争。’臣之前请求屯兵三万,但朝廷主事官员遵循常规,不肯增派。自从步阐造反之后,对边将统兵更加减损。如今臣的防区广达千里,而外有强敌,内有百蛮,而现有部队上上下下统共只有数万人,而且都就在疆场,疲敝不堪,难以待变。臣愚以为,诸王都还年幼,给他们兵马也没什么用,反而耽误要事。(之前十一王每人三千兵,计三万三千兵。)又,黄门宦官招募卫士,兵民为了躲避兵役,纷纷要求列入招募名册。请陛下下诏,将其中该服兵役的简选出来,以补充疆场易受敌处,让臣的部队能有八万人足额。如果减少徭役,集中力量进行军事防御,或许还能无事。否则,深为可忧!臣死之后,请陛下重视西方防务!”
陆抗死后,吴主孙皓分割他的部队,由他的儿子陆晏、陆景、陆玄、陆机、陆云分别率领。陆机、陆云都善于作文,名重于世。
【华杉讲透】
陆抗希望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孙皓反而把他的部队打散成五支,分给五个人分别指挥。抵御外敌需要强军,防止将领叛变又需要削弱他们。孙皓选择了后者。
不能说孙皓的选择不对,陆家从陆逊开始,传到陆晏,就已经三代拥重兵于西方,根深蒂固。陆抗他还能了解,这第三代可能孙皓就没有直接接触过,吃不准第三代是什么心思。陆抗去世,如果收回陆家的兵权,怕激起事变,干脆分给他的五个儿子,就把他们的力量分散了,跟当初汉武帝的推恩令差不多。
当初,周鲂的儿子周处膂力过人,不拘小节,乡里人都觉得他是个祸害。周处曾经问父老说:“如今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人们却闷闷不乐,为什么呢?”父老叹息说:“三害不除,何乐之有!”周处问:“哪三害?”父老说:“南山里的白额猛虎,长桥下的蛟(可能是指鳄鱼),加上你,不就是三害了!”周处说:“哦,如果这就是三害,我能除害!”于是进山射杀白额虎;潜水搏杀蛟;自己则跟从陆机、陆云求学,笃志读书,砥节砺行。一年之后,州府争相延聘他。
12八月十九日,葬元皇后于峻阳陵。皇帝及群臣除去丧服,穿上吉服。博士陈逵说:“今日所施行的葬仪,是汉朝的权宜之计。太子并无国事,应该为娘亲穿三年丧服。”
尚书杜预则认为:“古代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开始时都穿斩衰、齐衰(斩衰是最重的丧服,齐衰次之),下葬之后,就脱下丧服,谅闇以居,以心丧完成三年守丧期。所以周公不说殷商高宗服丧三年,只是说他谅闇,这就是服心丧的先例。叔向不抨击周景王早早脱下丧服,而是说他早早就恢复宴饮,这也说明,下葬之后就可以脱去丧服,但是景王过早地宴乐,违背了谅闇之节。礼之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孔子说,礼并不是玉帛之类的物件,难道又是衰麻之类的丧服吗?太子出则抚军,守则监国,不能说太子没有国事,太子应该除去衰麻,以谅闇完成三年守丧。”
皇帝听从了杜预的意见。
【司马光曰】
圆规用于画圆形,矩尺用于画方形,普通工匠没有圆规就画不出圆形,没有矩尺就画不出方形。衰麻用于表达哀戚,庸人没有衰麻就酝酿不出哀戚。《诗经》中《素冠》一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杜预巧饰经典来附和人情,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认为,不如陈逵的话,更加质朴敦厚。
【华杉讲透】
这里有一个问题,谅闇以居,是什么意思?本来很简单,谅闇,是指居丧时,不居住在自己平时的房间,而是另外搭一间丧庐来住,住满三年。这间丧庐,一般在自家院子里,有的则搭在父母坟墓旁。比如《资治通鉴》在后面讲到前秦皇帝苻生居丧:“生虽谅闇,游饮自若。”他虽然住在丧庐里,但是游乐喝酒也不耽误。
但是,在胡三省的注本里,引用孔安国的注:“谅闇,信也;闇,默也。”可能是受这个注解影响,柏杨版《资治通鉴》将谅译为“沉默不语”,将杜预最后建议太子“以谅闇终三年”译为“沉默不语三年”。黄锦鋐版也译为“以静默不言完成三年丧礼”。
胡三省、柏杨、黄锦鋐几位学者都理解为静默不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殷商高宗的传奇,就是守丧期间,坐在天子位置上,三年不发一言。而杜预举了高宗的案例。我们先确定谅闇到底是什么意思,再讲讲高宗的传奇。
杜预要太子谅闇,是针对陈逵说“太子无有国事”,杜预说太子有国事,“出则抚军,守则监国”,所以应该除去丧服,谅闇就行了。要“出则抚军,守则监国”,当然不能不说话,如果三年不说话,那代价可是比穿三年丧服大多了。所以,谅闇就是居住在丧庐里而已。
下面我们讲讲殷高宗的传奇,他三年不说话,也不是一个守丧的礼仪问题,而是政治权谋,我在《华杉讲透〈论语〉》一书里,详细讲了这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