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庐江主簿吕习密使人请兵于吴,想开门为内应,吴主孙权派卫将军全琮、督前将军朱桓等前去接应,抵达之后,事情败露,吴军撤退。
14 诸葛恪到了丹阳,移书所属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地方长吏,下令他们各自保卫疆界,明确各部队负责范围。对归化的平民,全部集中居住。然后部署诸将,进入幽深险阻之地,但是只整治营垒,不得与贼人交战。等到当地庄稼将熟,就纵兵全部收割,连一粒种子也不留。山民旧谷吃完了,新谷又没有收获,平民集中居住在武装保卫的屯子里,他们也抢不到东西。于是山民饥饿穷迫,渐渐出来投降。诸葛恪于是又下令说:“山民痛改前恶,归服教化,都应该抚慰,迁徙到外县安居,不得对他们有所怀疑和拘捕!”
臼阳县长胡伉从投降的山民中发现一个人叫周遗,本来是一个逃犯,困迫之中暂时出来投降。胡伉将周遗捆绑押送到丹阳府。诸葛恪认为胡伉违反教令,将他斩首示众。山民们听说胡伉因为抓人被斩首,知道官府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出来而已,于是扶老携幼,全部出山,一年之后统计人数,和当初诸葛恪计划的一样。诸葛恪自己统领一万人,其他的分给诸将。
【华杉讲透】
这又是一个原型故事,标准套路,叫“借你人头一用”。诸葛恪就盼着有一个官吏违反命令,有一颗人头,他的大事就成了。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作为下级“领会领导意图”,也就是政策或命令背后的底层逻辑,就成了安身立命的必备智慧。胡伉没有领会领导意图,他自己的人头,就成了领导意图的一部分,并成就了领导意图。胡伉这也是一种另类的为国捐躯。临刑之前,或许诸葛恪也会对他说:“放心去吧!你的老母亲和子女,都不用担心!”
15 这一年,皇上下令将长安的巨钟、铜骆驼、铜人、承露盘搬到洛阳,承露盘折断,响声传到数十里之外。铜人太重,无法运输,运到霸城,只好放弃。皇帝于是搜刮天下铜器,再铸两个铜人,命名为“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又铸黄龙、凤凰各一,龙高四丈,凤高三丈余,放在内殿之前。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角,命公卿百官都去背土,在土山上种植松、竹、杂木与奇花异草,又搜捕山禽杂兽放养其中。司徒军议掾(掌议论军事)董寻上书进谏说:“臣听说,古代直言之士,为国家言无不尽,不避死亡。所以周昌将汉高祖比作桀、纣,刘辅将赵飞燕比作婢女,他们天性忠直,就算面对白刃和滚沸的大锅,也不顾自己的危险,是因为他们为君主爱惜天下。建安年间以来,野战死亡,多少家庭都绝户了,就算有幸存的,也是遗孤老弱。如果今天宫室狭小,必须扩建,也要照顾农时,不要耽误农业生产,更何况制作这些无益之物。黄龙、凤凰、九龙、承露盘,这都是圣明之主不会去兴建的,而且其工程量三倍于建筑宫殿。陛下既然尊荣群臣,让他们戴着显赫的冠帽,穿着纹绣的衣服,坐着华丽的马车,就是让他们与普通百姓不同。而今让他们去挖土方,运泥土,面目垢黑,衣冠不整,毁弃国家颜面,从事无益之劳,实在是不知所谓。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忠无礼,国何以立!臣知道,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为牛身上的一根毛,生既无益于国家,死了又有什么损失呢!臣秉笔流涕,心中已经与世长辞。臣有八个儿子,臣死之后,给陛下添麻烦了!”奏书发出前夕,董寻沐浴待命。皇帝说:“董寻不怕死吗?”主管官员立即请示逮捕董寻。皇帝下诏,不予追究。
高堂隆上疏说:“当世一些小人,喜欢述说秦、汉之奢靡,以激**圣心,追求那些亡国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这不是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吉的办法。”皇帝不听。
高堂隆又上疏说:“当初洪水滔天二十二年,尧、舜君臣,也只是南面而坐而已。如今并没有什么救急的事,而让公卿大夫与工匠奴仆一起在工地上劳动,如果让四方蛮夷听说,不是什么好名声;记载在史书上,也没有什么美誉。如今吴、蜀二贼,并不是北方沙漠地带的乌桓、鲜卑之类小寇,也不是占据村落、劫掠城池的盗匪,而是僭号称帝,欲与中原争衡。今天如果有人来汇报,说:‘孙权、刘禅并兴德政,轻减税赋,一举一动都向贤智长者咨询意见,每件事都遵守礼仪法度。’陛下听到了,岂不觉得厌恶,因为这样就很难将他们迅速讨灭了,所以为国担忧!假如来人汇报说:‘二贼并为无道,奢侈无度,劳役其士民,加重其赋税,下不堪命,呼吁日甚。’陛下听到了,岂不是欣喜他们的疲敝,而认为攻取他们并不困难了。既然如此,换位思考,道理就很明白了。亡国之君,都自认为不会亡,结果亡了。贤圣之君,都自认为要亡国,结果没有亡。如今天下凋敝,民间没有一石米的存粮,国家没有能维持一年的积蓄,外有强敌,六军暴师于边野,而内兴土木,州郡**,如果有紧急军情,我担心工地上的战士不能马上投身于疆场。
皇帝看了奏章,说:“看了高堂隆的奏章,让我恐惧啊!”
【华杉讲透】
所谓“永无止境”,是人性的规律,无论他追求什么,发展方向都是永无止境。一个人如果追求房子,他对“房子”的追求也是永无止境,小房子换大房子,大房子换大园子,大园子换野生动物园,最好给自己建一个锦绣中华、世界之窗、银河帝国、宇宙之心,住在里面,以图肢体耳目之欲,伸展呼风唤雨之志。只要欲望延伸,多大房子都不够住,举全国之力,竭天下之财,也解决不了君王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历代不断重复的老故事。读者如果有钱,读到这里,也当想想,自己的房子差不多就行了,别学这曹叡,所谓“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根源还在于没有志向。
高堂隆奏书中还有一句警句:“亡国之主自谓不亡,然后至于亡。贤圣之君自谓亡,然后至于不亡。”企业也是一样,总觉得自己明年就要倒闭的企业,越做越好;觉得自己好得很的企业,突然死亡。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曹叡看了奏章说:“观隆此奏,使朕惧哉!”空话一句罢了,他的恐惧,敌不过他的欲望。狗改不了吃屎,他吃屎,还会愈演愈烈,花样百出。
尚书卫觊上疏说:“如今的大臣们喜欢说一些悦耳的话,他们说政治,就把陛下比作尧、舜;他们说军事,就把吴、蜀比作老鼠。臣认为不是这样。四海之内,分之为三,俊杰之士,各尽其力,各为其主,这与当初六国分治并没有什么区别。当今赤地千里,没有人烟,幸存下来的人民,生活困苦,如果陛下不能留意努力,国家将会凋敝,国势难以振作。武皇帝(曹操)的时候,后宫每餐不过一个肉菜,衣服不用锦绣,坐垫边缘不加任何修饰,器物不用朱砂油漆,所以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这都是陛下亲眼所见。当今之务,应该君臣上下,计校府库,量入为出,还担心不够,岂能工役不止,侈靡日甚,以致国库枯竭。当初汉武帝信神仙之道,说得到云端的露水,和着玉屑喝下去,就能长生不老,于是立起承露台,上面铸成神仙手掌,伸到天上去接露水。陛下通达圣明,每每嗤笑,认为他不对。汉武帝想求露水,尚且被非议。陛下根本就不想要那露水,还要去把承露台运来做空摆设,没有任何好处,白白靡费工夫,这都是陛下应该深思裁决的吧!”
皇帝不听。
高堂隆病重,口述上疏说:“曾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的病情,有增无减,常常恐怕突然去世,忠心无法表达,臣一片丹心至诚,希望陛下稍稍垂览!臣观察,夏、商、周三代之有天下,圣贤代代相传,历经数百年,普天之下,没有一尺土不是王土;率土之滨,没有一个人不是王臣。然而,夏桀、商纣两位昏君,纵心极欲,以致皇天震怒,宗庙国家,毁为废墟。周武王将商纣枭首,悬挂于太白旗之上;商汤打败夏桀,将他流放在鸣条。天子之尊,被商汤、周武王接替。难道夏桀、商纣是特殊的愚人吗?他们也是圣明君王的后代呀!黄初年间(曹魏建政之初),上天曾发出警告,燕巢中发现一只怪鸟,鸟嘴、鸟爪、胸前,全是赤色,这正是魏室大怪异之事。应该要防止鹰扬之臣,不要祸起萧墙之内。可以简选诸曹氏亲王,让他们在各自的封国设立军队,像棋子一样,分布全国,拱卫京师,辅佐皇室。皇天并不跟任何一姓更亲,只是辅助有德之人。百姓歌颂德政,政权寿命自然延长;如果百姓怨叹,则上天会收回福禄,再授给有才能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陛下的天下!”
【陈寿曰】
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正君王,借天变陈述警诫,发于诚恳,真是忠臣!只是他主张修改正朔,又让曹氏追认舜为始祖,这岂不是他的主观意愿超过了他的学识!
【华杉讲透】
历史常有与民争利之事,但发展到曹叡这样大规模与民争妻的,还真是罕见!欲望没有边界,也没有底线,没有什么事是人干不出来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哉斯言!
高堂隆的遗奏,要曹叡注意鸠占鹊巢,“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他是已经看到了司马懿鹰视狼顾吗?不过,他的药方,让封国亲王各自建立军队,那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从而制造出更大的问题,自然是万万不可。曹叡到底应该怎么办,也只有天知道了。
16 皇帝深为痛恨浮华不实的官员,下诏给吏部尚书卢毓说:“选拔官员,不要只取那些有名的,名气就像画在地上的饼,不能吃!”卢毓回答说:“按名气选拔,固然得不到特别优异的人才,但是可以得到正常的人才。正常的人才敬畏教化,一心向善,然后有名声,人们不应该讨厌他。我的能力,不足以识别谁是特别优异的人。而主管的官员,又遵循名声去寻找,按常规给予任职。我能做的,就是任用之后,考察他是否名副其实罢了。古代的时候,舜让诸侯自己汇报他是怎么治理地方的,然后就着他汇报的话,考察他的绩效。如今考绩之法废弛,而以舆论毁誉作为进退标准,所以真伪混杂,虚实难以分辨。”皇帝采纳他的话,下诏令散骑常侍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加以解读。然后下诏让百官讨论。
司隶校尉崔林说:“按《周官》上的考核办法,已经十分详尽了。但是在周康王之后,逐渐废弃,这是因为考核办法全在于负责考核的人。到了汉朝末年,难道问题是出在考核办法不够周密吗?如今军队中的考核,有的积年未做,有的仓促进行,考核项目的增减,没有一定之规,本来就是很难做到统一。好像渔网不能张开,就拎它的纲绳;皮衣毛不整齐,就抖一抖衣领。皋陶在舜的朝中任职,伊尹居于商朝的朝廷,不仁之人,自然远离。如果朝中大臣都能胜任其职,作为百官的榜样,那谁敢不好好干,又何须考核!”
黄门侍郎杜恕说:“每三年一次考绩,公开考核官员,固然是帝王之盛制。但是,历经六个朝代(尧、舜、夏、商、周、汉),而考绩之法并不居于重要地位;先后七位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考核办法的条文没有传下来。臣认为,原因是那办法虽然原则上可以作为依据,但是实施细则难以完备。俗话说:‘世上只有乱人,没有乱法。’如果靠法律就行的话,那尧、舜也就不需要稷、契的辅佐,殷、周也不需要伊尹、姜子牙了。如今上奏建议实施考绩法的人,引用周朝、汉朝的做法,以汉朝《考功课吏法》为蓝本,也算是明白考课的要点了。但是,以此弘扬揖让之风,兴和睦之治,我认为还不能尽善尽美。如今要让州郡官员考察士人,必须经由四个科目(儒经、文吏、孝悌、从政)来考察,如果所说的都有事迹证明,再举荐他,由公府征召,派去做跟百姓直接接触的地方首长。之后再根据他们的功劳,依次补升为郡守,或者官职不变,只增加俸禄并赐给爵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考绩。臣认为,经过考察而任用的官员,就应该让他们显贵,采纳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拟定考核州郡官吏的办法,办法施行,该赏的就一定要赏,该罚的一定要罚。至于公卿及宫中内职大臣,也应该进行岗位考核。古代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进言补缺,弥补君王的过失,再小的善行都要记录,再小的过失都要纠举。况且天下之大,事务繁杂,不是一盏明灯就能全部照亮每个角落的。所以君王为元首,臣子为股肱,君臣一体,相辅相成。所以古人说,廊庙栋梁之材,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的;帝王之业,也不能靠一个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岂有身为大臣,成天在那里办理考核,就能让天下太平的呢!假使他们在朝中荣身保位,没有进退之忧,而那些在外为公尽节的官员,却总是怀疑考核没有公义,而私底下的攻讦成为风气,那就算是孔子来负责考核,恐怕也没有什么效果,更何况是一个泛泛之辈呢?”
讨论来讨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结论,考核之事终究不了了之。
【司马光曰】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治人之道,就是圣贤也觉得困难!所以,如果按舆论对他的毁誉去选拔,则被喜爱和憎恶所主导,而善恶混淆不清;按考核条例去检查呢,又巧诈横生,真伪难辨。究其关键,还是在于人!人要至公至明。在上位者至公至明,则群下能否胜任一目了然,无所逃遁。如果在上位者不是至公至明,那考核办法,恰恰是被利用为徇私欺罔的工具。
为什么这么说呢?公正光明,是心;考核绩效,是事迹。如果自己的心不正,而要去考核别人的事迹,不是太难了吗?在上位的人,只要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而改变立场,想知道谁是博学通经之士,只要看他博闻强记、议论精通,这就是饱学之士;想知道谁是能治理狱政的能臣,只要看他能识破真伪,使人不受冤枉,这就是公正的法官;想知道谁是能治财的专家,只要看他仓库盈实,百姓富足,这就是善于抓经济的地方官;想知道谁是懂军事的,只要看他战胜攻取,敌人畏服,这就是能打仗的将军。其余百官,莫不如此。选拔人才的时候,虽然也跟别人商量,而决策权在自己;虽然也考核他的事迹,但结论还在于自己内心的观察判断,考察实情,仔细斟酌怎么选择安排才合适。这其中是极致的精密和微妙,根本就不可言传,也没法写出来,传下去,怎么可能预先制定法条,而委托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皇亲国戚,或权贵之家,虽然没有才能,照样高居要职;而关系疏远的,地位低贱的,虽然是贤才,仍然被排斥。被上级所喜欢的,干得再差,也照样没事;被上级所讨厌的,就算有功,也不录用。如果征求他人意见,则毁誉参半,无法决策;如果考核他的政绩,则汇报上来的全是好事,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也无法核查。所以,考核办法制定得再怎么好,条目再怎么完善,档案保存再怎么严谨,又能得到真相吗?
有人说:“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官员成千上万,考察升迁,怎么能不委托给有关部门,全部自己干呢?”我说:不是这么回事!所谓在上位的人,也不只是国君。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各部属官之上,三公居百官之上;他们都用这个道理来考察任免他们的部属,而君王也用这道理来考察公、卿、太守的任免,还有什么烦劳呢?
【华杉讲透】
而司马光的评论,也是不得要领。总之,他们的结论,就是法治不现实,只能靠人治。人治靠谁治呢?下级靠上级治,一级治一级,到了最高级——君王呢?就只能靠“自治”了。
17 当初,右仆射卫臻负责选拔官员,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刘邦任命逃犯(韩信)为上将,周武王举拔一个渔夫(姜太公)为太师,平民甚至奴仆,都可以登位为王公,何必要守着那些条文,考试之后才任用呢?”卫臻说:“不对!你这是把牧野之战的时代,比着成王、康王的盛世;把汉高祖斩白蛇起义的时代,比着文景之治。喜爱超出常规的行动,开启奇迹般的选拔途径,那就将让天下驰骋而大乱了。”
卢毓谈论用人及选举,都以性格品行为先,然后才看他的才干。黄门侍郎、冯翊人李丰曾经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能够行善的,大才能成大善,小才能行小善。如今有的人有才,但是不能为善,那是因为他的才能不适合他的职位。”李丰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