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国攥着存折,存折边角磨毛了,纸页泛黄。五百二十块,父亲攒二十年的钱,也许为买个好点的骨灰盒,也许为最后请人吃顿饭,现在都给了他。
“我会还。”他说。
“不用还。”父亲转回身,继续看窗外,“我死了,你给我买最便宜的盒子就行,剩下的,烧了。”
从养老院出来时,太阳正烈。姚建国在门口站一会儿,看那棵老槐树。树下下棋的老人吵起来了,为一个子儿,争得面红耳赤。他看了会儿,走了。
现在有八百四十块了。加上之前借的三百二,一千一百六。还差三百六。
三百六,不多,但对他来说,像三百六十座山。
回家公交车上,他睡着了。梦里回货场,拉棉纱,一车接一车,永远拉不完。累得喘不过气,想停,但停不下来,后面有人在推,推他的人是父亲,是张玉芬,是姚华,是所有欠了债的人。
醒来时坐过了站。他下车,往回走。路过工地,工地正在挖地基,大坑深不见底,像张开的嘴。他站坑边看了会儿,突然想,跳下去就好了,一了百了。
但没跳。还有三百六十块钱要挣。
那天晚上,张玉芬把镯子当了。当铺老板是个老头,戴老花镜,用指甲在镯子上划划,又放灯下看。
“成色不好,”老板说,“最多八十。”
“一百,”张玉芬说,“这是我妈传的。”
“八十,不卖拉倒。”
张玉芬咬咬嘴唇:“九十。”
老板看看她,又看看镯子。“八十五,不能再多了。”
“八十五就八十五。”
她拿着钱回家,钱是八张十元的,一张五元的,新崭崭。把钱放桌上,和姚建国借来的钱放一起。现在总数一千二百四十五元,够了,还多出二十五。
“够了。”她说。
姚建国看那堆钱,钱在灯光下泛光,像一堆碎玻璃,扎眼。想起父亲的存折,想起张玉芬的镯子,想起二舅的一百块,想起表姑的三十块……这些钱凑一起,凑成了姚华的未来。
而他,什么都没出——除了无能,除了借来的钱,除了让父亲掏棺材本,让妻子当掉传家宝。
“我对不起你们。”他说。
张玉芬没应,只是把钱收起来,一张张理好,用橡皮筋扎紧。“明天去交钱。”
夜里,姚华醒了,听见父母说话。声音很低,但还是听见了。
“镯子……以后挣了钱赎回来。”
“赎不回来了,当铺那老头精着呢。”
“那……我以后给姚华媳妇买对新的。”
“等你有钱再说吧。”
沉默。然后是他父亲的叹息,很长,很重,像从地底深处传来。
姚华闭眼睛,假装睡着了。但他知道,从今天起,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肩上压着的,不只是一个书包,不只是一千五百二十块钱,而是整个家的重量——父亲的愧疚,母亲的牺牲,那些借来的钱和当掉的东西,都变成了重量,压在他十四岁的肩膀上。
他知道,必须跑起来,拼命跑,跑得比所有人都快。不是为了出息,不是为了光宗耀祖,只是为了有一天,能把那些当掉的东西赎回来,能把借来的钱还上,能让父亲不再说“对不起”,能让母亲不再半夜里偷偷哭。
窗外,友谊罐头厂的烟囱还在冒烟。黄烟融入夜色里,看不见了,但那股午餐肉的油腻味还在,黏空气里,黏肺里,黏在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像永远散不去的贫穷的气味。
姚华数烟囱冒烟的次数,一,二,三……数到一百时,睡着了。梦里在跑,跑在很长的路上,路两边是无数双手,有的递钱,有的从他手里拿东西,有的推着往前,有的拉着往后。跑啊跑,跑得喘不过气,但不敢停。
他知道,一旦停下,那些手就会把他撕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