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四章 村小的天才（第4页）

铁一中比想象的还大。操场是煤渣跑道，中间立着足球门，门网破了好几个大洞，风一吹，晃晃悠悠。教学楼是四层红砖楼，每扇窗户都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

面试在一个小教室里。考官是个戴眼镜的女老师，说话声音很轻，很柔，像怕吓着眼前的农村孩子。她问姚华为什么想考铁一中，姚华老老实实说：“想学英语。”

“为什么想学英语呢？”

姚华想了想，说：“学会了，就能看懂罐头上的字。”

友谊罐头厂有些出口的罐头，标签上全是弯弯曲曲的洋文。村里没人认得，但都说那是好东西，能卖到外国，换外汇。姚华觉得，能看懂那些字，大概就离那个“好”近了一点。

女老师笑了，推推眼镜，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出来时，姚建国在走廊等着。他背靠着墙，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一块水渍，那水渍形状挺怪，像只展翅的鸟，又像歪扭的地图。见儿子出来，他直起身：“咋样？”

“不知道。”

“老师问啥了？”

姚华重复了一遍对话。姚建国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咂咂嘴：“罐头……挺好。能出口，不赖。”

回去的车更挤了。有个妇女抱着个不停哭闹的孩子。姚建国站起来让了座，自己挤在过道里，随着车厢摇晃。午后阳光透过脏污的车窗照进来，在他脸上切出明暗交错的光影。姚华突然发现，父亲的黑发里，藏着好些白头发，像没扫干净的雪，落在煤堆上，格外刺眼。他棉袄肩膀处，有一小片洗不掉的油渍，深褐色，是长年累月浸润的结果。

录取通知书是四月底到的。牛皮纸信封，盖着鲜红的公章，沉甸甸的。张玉芬拆信封时手抖得厉害，撕了好几次才撕开。通知书上，“姚华”两个字印得端端正正，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像附注，也像判决：赞助费三千元，请于五月十日前缴纳。

晚上，全家围坐在那张油渍麻花的饭桌前。那个塑料布包被请出来，一层层揭开。钱摊在桌上，纸币，硬币，铺了半张桌子，花花绿绿，却让人心头沉甸甸的。张玉芬数，姚华拿笔在旧本子上记，姚建国在边上盯着，一言不发。

数完，两千七百四十三元六角。

还差二百五十六块四。

屋里静极了，只有煤炉子轻微的呼呼声，像在叹气。许久，姚建国站起来，走到屋里那个掉漆的立柜前，打开最下面那个抽屉。他在里面摸索了一阵，拿出一个小布包，走回来，放在那堆钱旁边。

布包解开，是一块旧手表，海鸥牌。表盘玻璃裂了道纹，但指针还在走，发出细微的嘀嗒声，在这寂静里格外清晰。

“这个，”他说，声音有点干涩，“能当点钱。”

这表是他当年在工厂当先进工作者得的奖励，戴了十几年，表带都换过三根。张玉芬看着那块表，又看看丈夫，眼泪毫无预兆地滚下来，一滴，正好砸在裂了的表蒙上。

第二天，张玉芬带着姚华去了市里的信托商店。商店在劝业场附近，橱窗里摆着各式旧物：旧相机、旧收音机、旧皮箱，都静默着，像在展览过往的时光。收表的老师傅戴着寸镜，接过手表，仔细端详，看了很久。

“表蒙裂了，机芯还行，走时还算准，”他慢悠悠地说，“八十。”

张玉芬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比如这表当年多贵，多有意义，可最后她只是点了点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八十……就八十。”

接过那八张崭新的十元票子时，她的手抖得厉害。她把钱仔细叠好，塞进姚华手里：“拿好了，别丢。”

剩下的窟窿，张玉芬借遍了能开口的亲戚。她一家家上门，话不多，翻来覆去就那句：“孩子考上市里中学了，还差点钱。”有人爽快借了，有人面露难色推脱了。借得最多的是他二舅，五十块；最少的是个远房表姑，掏出手绢包了又包，拿出五块钱，手绢上绣的鸳鸯都褪色了。

五月九号，钱终于凑齐了。整整三千元，用牛皮纸信封装着，鼓鼓囊囊，沉得坠手。姚华捏着那个信封，捏了很久，指关节都泛白了，像是要捏出里面的每一分重量——那里有废铁换的毛票，有包子铺里偷藏出来的油腥，有母亲借来的带着体温的零钱，有父亲那块停了又走的手表。

第二天，张玉芬陪儿子去学校缴费。财务室在办公楼一层，缴费的窗口开得很高，姚华得踮起脚才能看见里面。会计是个面无表情的中年女人，把钱放进点钞机，哗啦啦，哗啦啦，响了很久。那声音，像是数着一家人的筋骨。

缴完费出来，阳光亮得刺眼。张玉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突然蹲下身，抱住自己的头。肩膀一耸一耸的，但没有哭声。姚华站在旁边，犹豫了一下，把手轻轻搭在她微微佝偻的背上，一下，一下，生涩地拍着。

他想起铁道沟冰凉的废铁，想起友谊罐头厂永不消散的烟，想起煤油灯下那些做不完的卷子。这一切，现在都有了具体的价格，三千块。这价格压弯了母亲的脊梁。

但他知道，这重量不会消失，它只是转移了，最终会稳稳地、沉沉地，落到自己肩上。就像父亲那块停了又走、走了又停的旧表，时间或许凝固在某个艰难而油腻的瞬间，但那嘀嗒声，却顽强地钻进了他的血液里，骨头里，一声，一声，催促着，再也停不下来。

回村的车上，姚华靠着车窗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变成了那个捡来的齿轮，被扔进通红的熔炉。又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团肉馅，在巨大的盆里被反复搅打，顺着一个方向，搅上劲，只为变得“压秤”。火舌舔舐，铁水沸腾；铲起铲落，油脂交融。最后他冷却定型，坚硬而沉重，值九毛三分钱，也值更多。

车到盐坨桥时，一阵剧烈的颠簸把他晃醒了。桥面正在施工，半边封闭，工人们蹲着修补裂缝。电钻的声音尖利刺耳，混合着河风的呜咽。一段桥栏杆被拆掉，露出里面锈蚀的钢筋，红褐色的，像老人松动的、溃烂的牙根。姚华突然想，这座桥，还能撑多久呢？十年？二十年？还是……等到他真正长大，能够离开这里的那一天？

车到站，他彻底醒了。张玉芬已经下车，正伸手扶他。夕阳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跨过土路，一直伸向那片刚刚开始返青的菜地，伸向更远处沉默的铁道沟。

远处，友谊罐头厂的烟囱依旧吐着烟。烟是灰白色的，在渐浓的暮色里，像一道缓慢的、无声的叹息，升起，然后散开。盐坨桥上的路灯陆续亮了，一串昏黄的光点，绵延六百四十三米，固执地连接着黯淡的村庄与霓虹初上的城市，连接着沉重的今夜与未知的明天。桥下的新开河水，裹挟着最后一点浮冰，无声南流，带走了冬天的尾巴，也仿佛，带走了一个孩子关于贫穷、挣扎和那一点点偷来的荤腥的、最后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