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车还能骑。”
“骑啥骑,铃铛都不响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
“卖了能凑多少?”
“百八十块吧。”
沉默。然后是张玉芬一声长长的叹息,长得像是要把这辈子吸进去的气都叹出来。
姚华闭上眼,开始数数。数到一百时,他决定明天就去铁道沟捡废铁。袁浩说过,废铁站收铁,一斤一毛二。钱是一分一分攒的,路是一步一步挪的。
盐坨村小学的作息,比老座钟还准。早晨七点半打铃,下午三点半放学。铃是截铁轨,挂老槐树上,校长拿锤子敲,咣——咣——,震得树上的麻雀扑棱棱乱飞,跟下饺子似的。
姚华开始用放学后的时间。他背个破麻袋,沿着铁道沟走。沟是早年挖津蓟铁路留下的,废了多年,铁轨早拆了,枕木也被村民扛回家当柴烧。但碎石缝里总有点惊喜:生锈的道钉、断裂的鱼尾板、偶尔还有半截钢轨,埋得深,得用撬棍。
去铁道沟得穿过盐坨桥。桥下的河岸长满枯芦苇,风一吹,哗啦啦响,跟很多人有气无力地鼓掌似的。姚华发现桥墩周围是块宝地——螺丝帽、铁垫片,还有被河水冲上来的废旧零件。他猜是过桥的卡车掉的。那些卡车从市区来,往北边县里去,车上载着姚华叫不出名的机器。有时零件掉下来,摔在桥面上,“咣当”一声,可没人停车捡。它们就躺在那里,被后来的车轧,轧进沥青里,最后让养路工撬出来,一脚踢到桥边,骨碌碌滚下河坡。
撬棍是从温州的赵鞋匠那儿借的。赵鞋匠年轻时在铁路段干过,工具箱里啥稀奇玩意儿都有。他借撬棍给姚华,不收钱,只要求每次来给他讲讲学校的新鲜事。
“于校长还‘开炮’不?”赵鞋匠问。他说的“开炮”是于校长的招牌——批评学生时总爱说“老子当年一炮轰平山头”。
“开,”姚华说,“昨儿刚‘轰’了大耗子(袁浩),说他脑子里装的都是猪油。”
赵鞋匠就嘿嘿乐,露出那颗不锈钢做的假牙,亮闪闪的。他一边补鞋一边听,锥子在鞋底穿进穿出,噗嗤噗嗤,像在给鞋讲故事。
捡废铁是门学问。姚华很快发现,最好的地方不是铁道沟,而是友谊罐头厂后墙的垃圾堆。厂里常扔报废的机器零件,铸铁的,死沉,压秤。但看门老头凶得像门神,得趁他打盹时翻墙。
头一回翻墙是在十一月底。那天刮西北风,垃圾堆的腐臭味被吹散不少。姚华踩着砖缝爬上墙头,墙头插着碎玻璃,他像跨地雷阵似的跨过去。落地时一脚踩进油污里,摔了个结结实实,手掌擦掉块皮。
可他找到了宝贝——半个齿轮,有脸盆大,锈成了土褐色。他吭哧吭哧拖到废铁站,过秤,七斤八两。收铁的老头叼着烟袋,眯眼瞅他:“小孩儿,哪捡的?”
“铁道沟。”
老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黑的牙。“铁道沟可长不出这玩意儿。”但他没再多问,数出九毛三分钱,硬币,叮叮当当塞进姚华手里。
九毛三。姚华攥着钱往家走,硬币硌得手心发红。路过村口小卖部,他停下。橱窗里摆着带橡皮头的铅笔,一毛二一支;还有巧克力威化,两毛一块。他看了很久,最后啥也没买。钱得用在刀刃上,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刀刃在哪儿。
钱藏在床垫下面,用作业纸包着。张玉芬发现了,没说话,只是每天早晨在他书包里多塞一个煮鸡蛋。鸡蛋是自家鸡下的,个小,壳薄,一磕就破,像这个家,小心翼翼。
姚建国也发现了。有天夜里,他醉醺醺掀开床垫,抓起那个纸包。姚华装睡,听见硬币哗啦啦响,然后是一声含糊的嘟囔:“顶个屁用。”
但钱没少。第二天早上,纸包还在老地方,只是多了张五元的票子,皱巴巴,像被揉搓过无数次的心事。
冬天往骨头里钻。菜地冻得像铁板,踩上去咔咔响。友谊罐头厂的烟囱天天冒黄烟,空气里午餐肉的味儿浓得化不开,吸一口能顶半天饿。村里咳嗽的人多了,干咳,夜里一声接一声,跟比赛似的。
于校长又找了一次张玉芬。这次在学校办公室,炉子烧得通红,铁皮烟筒拐着弯伸向窗外,像个问号。
“铁一中,”于校长说,手指在桌面上敲,像在发电报,“市里拔尖的初中。但得考,还得面试。”
“啥时候?”
“开春。”
张玉芬心里掐算。开春是三月,还有四个月。她问要准备啥,于校长拿出一摞卷子,油印的,字迹模糊,跟长了毛似的。“这些题,让孩子做做。市里的孩子,早做过了。”
卷子带回家,姚华在煤油灯下做。题真难,很多他见都没见过。代数、几何、还有英语——盐坨村小学不开英语课,二十六个字母他认不全,它们认识他,他不认识它们。他咬铅笔头,咬出深深的牙印,像要把知识啃下来。
姚建国凑过来看,抻着脖子瞅了半天,说:“这画的都是啥?曲里拐弯的。”
“题。”
“题长这样?”他摇摇头,晃悠着出去,门摔得山响,震落墙上一缕灰。
张玉芬坐在炕沿上纳鞋底。锥子扎过千层底,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她不时抬头看儿子,眼神复杂,像骄傲,又像害怕,怕这骄傲太沉,把孩子压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