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投降,他别无选择。
除非他想和索朗阿、色楞一样,为了一个已经灭亡的“大清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对此,布穆巴的态度很明确,哪怕是“大清国”仍在,他也不会为它搭上自己家族几十口人的性命。
就这样,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下午,杨振在接见了噶尔马、布穆巴之后,当场授予了他们一人一份世袭指挥使的委任状。
布穆巴被任命为了科尔沁嫩江左前卫世袭指挥使的职务,仍旧领有其麾下部落人丁和牲畜财富,驻牧地一如既往。
而且借着这个机会,杨振也为嫩江正了名,直接将脑温江改为了嫩江,还是嫩江更好一点。
至于都尔伯特硕果仅存的台吉噶尔马,则被任命为了科尔沁嫩江左后卫世袭指挥使的职务。
都尔伯特部落剩余的人丁户口,除了向索伦营投降的那部分人丁之外,约有一千四百多户,男女老幼五千多口,今后归他领有。
其部落人口的驻牧之地,当然也是一如既往。
这一次从索伦辖地内归来以后,杨振的心中已经不再纠结世袭制度对于未来部落地区治理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了。
因为对这些地区,不搞世袭制反而不稳定,反倒是人心惶惶,人心思变。
在这些地广人稀的部落地方执行世袭制,尤其是对那些部落头领们执行世袭制,更容易使他们各司其职、各安其命,也最容易受到支持和拥戴。
对于这些地方,你要开发也好,你要治理也好,总要以他们愿意归顺你为前提条件,否则一切都谈不上。
在这里,在这种时候,你想通过分土地或者分牧场,期待收获那些处在部落底层的牧民之心,不仅在短时间内是注定看不到效果的,而且注定了会将其他的部落吓跑,或者令他们所有人同仇敌忾。
他们跟关内的流民是不一样的。
杨振通过招垦,通过移民安置,通过分配大量适宜耕种的土地,可以轻轻松松收获数十万户流民的维护和拥戴之心。
但是在这里,这一招是行不通的。
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在这里这样做,不仅是在犯傻,而且是在作死。
在他看来,只有在将来关内彻底安定下来以后,他才能着手考虑限制世袭或者设置流官的问题。
也因此,在对待科尔沁部落归降首领的问题上,他很干脆地就拿出了“所给官爵一律世袭”的应对办法。
当然了,“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原则,也要坚持贯彻到底。
事实证明,杨振的这些策略效果很好。
对噶尔马、布穆巴的世袭指挥使任命下达并公开之后,不仅这两位指挥使迅速站到了杨振这一边,而且他们麾下的部落也没有出现部众逃亡,或者其他动荡不安的现象。
杨振将科尔沁嫩江左前卫、左后卫的两个卫指挥使司的其他属官的推举权力,也交给了噶尔马和布穆巴两人。
这一举措,使得他们麾下的大小章京和头头脑脑们,不仅迅速安定了下来,而且对于接下来跟随杨振出兵助战,也表现得十分踊跃。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五,经过短暂的休整与编组后,杨振麾下各部人马重新分做了南北两路,并于当日中午奔向了各自的目的地。
南路军以祖克勇为首,由祖克勇的直属重骑兵营、葛朝忠的重骑兵营,忒木尔和班布赖率领的那部索伦营骑兵,以及新加入的科尔沁嫩江左前卫布穆巴所部骑兵,再加上仍旧部署在脑温江下游的那个火枪营组成,总计七千余人。
他们的目标是果儿罗斯扎萨克辅国公固募,以及由他所领有的那部分果儿罗斯人口,也就是嫩江下游以南,松花江上游以西地区的果儿罗斯部落。
至于北路军,则以杨振为首,由杨振的卫队,张国淦的火枪团营主力,杜峨臣、噶灵阿分别率领的索伦骑兵,冷僧机、赖达库率领的附随部落壮丁,以及新加入的科尔沁嫩江左后卫噶尔马所部骑兵组成,总计将近一万四千人。
他们的目标,则是位于嫩江下游以西地区的扎来忒部落。
扎来忒部落的驻牧地,与都尔伯特部落的驻牧地之间,只有一江之隔。
而他们在科尔沁诸部当中的地位,与都尔伯特、果儿罗斯大同小异,属于靠边站的附属部落,也就是那种有事你先上,有好处你干看着的地位。
杨振之所以先从他们下手,就是因为这一点。
首先打他们,不只是他们恰好距离杨振的南下进军路线更近,也是因为打他们,科尔沁本部的左右翼各旗,未必会在第一时间赶来救援他们。
估计光是消息传递和会议扯皮,就得花上几天的时间。
有这几天时间,就已经够杨振将嫩江中游西岸的扎来忒部落和嫩江下游南岸的固募所部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