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3日临沂方向
那一天,风涩得人睁不开眼。
我们医疗队接到命令,连夜往台儿庄方向赶,说日军矶谷师团沿着津浦线往北打,前锋已经冲到台儿庄城下,三十一一师跟敌人拼了三天三夜,伤亡顶大,需要医疗队上去接伤员。
我把药箱紧紧抱在怀里,边角沾着的旧血渍被雨水泡得发浅,却还是留着一圈暗褐色的印子。
沈泰背着电台从前面侦察回来,棉帽子上沾着好几个草籽,脸上的尘土被汗水冲出一道道印子,老远就喊:
“林姐!前面三里地就是转运站,团长让咱们先在那里扎营,师部的伤兵已经往这边送了!”
我应了一声,抬头往西边看。
天边隐隐透着红光,隔着十几里地都能听见轰隆隆的炮声,像满天的雷滚着走,连脚下的土都在微微打颤。
李毅国走在我旁边,左臂的袖管被风刮得直直飘着,他右手牵着驮药品的驴,听见炮声抬头往那边望,喉结动了动,声音压得很低:
“比平型关打得凶。”
我点点头,没说话。
平型关是伏击,我们藏在山上等着鬼子钻进来,这次是阵地战,鬼子有飞机有大炮,咱们的战士要跟人拼城池,每一寸土地都得用血换。
出发前团长跟我们说,这次是几十万人大会战,咱们得把鬼子的气焰打下去,让全国老百姓都看看,咱们中国军队能打仗,能打胜仗。
走到转运站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所谓的转运站就是庄子边上一片打谷场。
老乡早就撤走了,留下几个空草棚,我们赶紧动手整理,用稻草铺在地上当病床,再扯几块帆布挡挡风。
沈泰帮着我们搭棚子,手上不停嘴也不停。
他说刚才过来的时候看见北边公路上全是咱们的兵,重机枪拖在马后面,炮弹箱堆得像小山,战士们边走边唱,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声音大得盖过了炮声。
刚把棚子搭好,就听见远处传来担架队的脚步声,沉得像砸在心上。
第一个担架抬过来的时候,我掀开盖在伤员身上的棉军被。
一下子屏住了呼吸——战士的半张脸都被弹片削没了,右眼窝凹进去一个大洞,血还在往外渗,嘴唇裂得全是口子,却还攥着我的衣角,含糊地说:
“我……我还能打,把我送回去,台儿庄……台儿庄不能丢。”
我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赶紧蹲下来给他擦血,手碰到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同志你放心,我们先给你包扎,养好伤再回去打鬼子。”
我尽量让声音稳一点,手却控制不住地抖——消毒的酒精倒上去,他疼得浑身抽搐,却咬着牙一声没吭,只是攥着稻草的手越攥越紧,指节都泛了白。
旁边的小护士张琳琳才十九岁,去年才从济南的护校逃出来参加八路军,她拿着绷带的手一直在抖,眼泪吧嗒吧往伤员身上掉。
“哭什么,”我低声呵斥她,手却没停,“赶紧递纱布,咱们多快一秒,同志就多一分希望。”
她赶紧抹了一把眼泪,手忙脚乱地给我递东西,声音哑着:
“对不起林副队,我……我就是忍不住。”
我知道她忍不住。
我刚参加队伍的时候,第一次见这么多伤员,也躲在树后面哭了一下午。
可哭解决不了问题。
你哭一分钟,就可能有一个伤员因为没及时包扎走了,哭到最后,还是得拿起镊子继续干活。
抬伤员的担架兵是三一一师的,衣服全被血浸透了,鞋跑掉了一只,脚底板全是血口子,他靠在树边上喘气,跟我说:
“同志,你们可得赶紧,庄里打得太惨了,我们连一百二十六个人,撤出来的时候剩十八个,连长被炸断了一条腿,还喊着要回去拼刺刀……”
他说着说着就哭了,眼泪混着脸上的灰,一道道往下淌。
李毅国拎着两壶水过来,递给他一壶,又给每个抬担架的战士都倒了一碗。
他没说话,就是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那个三一一师的战士抹了一把脸,端着水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站起来说:
“我还得回去抬,还有好多同志没出来呢。”
他转身就扎进了黑夜里,背影晃了晃,却走得挺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