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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火星生命的存在概率有多大(第2页)

为了看看火星上曾经存在居民的概率有多高,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SETI范式”的理论基础——目前被SETI界奉为经典的“德雷克等式”。

1960年春天,在由地外文明搜寻先驱者们参加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格林班克会议上,包括卡尔·萨根、菲利普·莫里森、年轻的SETI爱好者弗兰克·德雷克——他那时是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的工作人员——等人在内的SETI研究支持者们,试图想出一个科学的方法来说明用射电望远镜寻找存在智慧生物天体的可能性。这套逻辑可以用德雷克创造的一个等式来解释,简单易懂,不过无法量化。该等式后来以德雷克的名字命名。

德雷克首先提出一个问题:“目前,在我们的银河系中,有多少个有生命居住的行星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发射出达到一定强度的信号,足以被20世纪60年代的射电天文接收器收到?”

答案是由一系列变量所决定的,取决于它们的实际数值,而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变量基本是不可测的。

例如,第一个变量——银河系中周围有类似地球的行星(而且该行星上必须有像人类一样“健谈”的智慧物种)的恒星数量。

为了固定这个变量,天体物理学家首先要估测一系列的“隐藏变量”——例如银河系的恒星形成率(因为需要恒星来产生行星!),当然还有天体死亡率。还需要确定有能力产生行星的恒星数量,还有恒星与行星的合适距离。

接着我们需要知道质量低于一定数值的恒星数量——因为恒星越大,“燃烧”得越快,最大的恒星会在周边行星上出现生命之前,将其核能消耗殆尽。因此,我们需要一颗较小、较暗的恒星,燃烧速度慢、寿命长,确保行星上的生命可以进化到智慧形态。

目前,德雷克等式的变量个数尚不算多,而且由天体物理学的基本数量决定。如果数量无法精确,那么只能等未来的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才能知道这些参数,例如测定我们邻近的星系中已经形成行星系统的恒星的数量等。

然而,当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时,只能靠摸索和猜测——比如生物学方面,举例:假如出现了智慧生物,它们掌握足够技术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有,假如它们真的掌握了一定的技术,会不会制造出核武器,有没有导致整个族群灭绝的危险?

换言之,德雷克提出的简单问题严重依赖于上述各种可能性,要把这些全部相乘才能估测出外星人存在的概率。

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上每种可能性的实测数值都会很小,包括恒星所产生的行星数量、与恒星保持适当距离的行星以及已经出现简单生命形式的行星数量等等,这使我们得出的最终概率相当低——整个星系中或许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星球符合条件,居住着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愿意与我们交流的生物。由于数值如此之低,甚至离我们最近的“外星人邻居”都有可能距离地球数百光年——肯定不像火星离我们这么近!

所以,这些问题与我们的研究内容非常相似,只有一点很不同:

&I对可能有外星人居住的行星数量推测完全是理论上的,他们没有数据,而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系列的综合数据是真实的。

在寻找判断火星数据真实性的方法时,我发现了一种类似“德雷克等式”的方法,并将它改进后应用到赛多尼亚地区。

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我是否可以先估算出,赛多尼亚地物的各种关系不是偶然出现的比率,然后再将之与其他相关的比率相乘?这样得出的总乘积,就是我们评估赛多尼亚地物是否人造的“综合比率”的依据。

彻奇曼简单总结过该方法的潜在缺点:“‘偶然’指的是什么意思?各种估测难免都有失误的地方……关键问题从未得到解决——如何选择合适的假说来进行检验。与该问题相比,‘如何选择合适的理论来检验假说’的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由于没人能解决上述问题,赛多尼亚地区的智慧生物假说无法仅靠统计分析来证明,各种不确定的变量使我们无法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已有的正面数据进行研究。毕竟,就算现有的检验某个假说的理论是错误的,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假说来进行检验。

举例:

从整体形态来看,赛多尼亚地区的多个地物是非常惊人的。在一块极小的范围内,我们发现了一座明显对称的地物,外观很像人脸;一座五边形、左右对称、“加固过的”金字塔,暗含人体比例;一座多层次、棱角分明、位于一个古代陨石坑附近的“悬崖”;还有一座明显呈三角形,还有一道笔直“墙壁”和内部“院落”的“要塞”。这些地物之间的距离不超过几公里——而火星的总面积有1。5亿平方公里。

上述地物是自然形成的可能性有多大?

精确地讲,因为我们没有完全考察过火星的每一个地区,所以无法断定其他地方是否有类似的地物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像SETI那样,推测出赛多尼亚地区的地物形态存在特殊性的概率。

为什么说这些地物具有特殊性?(毕竟自然力量也会把火星山丘侵蚀成各种可能的形状,这也是智慧生物假说经常受到批判的原因)因为它们的外形对我们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特别是“火星脸”与D&M金字塔。而且,各个地物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这些意义。

所以,在进行可能性分析的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地物的形态意义——尤其在它们出现在同一块地区的情况下。

不过我们也要引入一个新的观点——地物之间的联系。因为,如果它们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那么假若我们能证明它们之间存在数学与几何方面的联系,就能找到新的突破口。

让我们先从“火星脸”与D&M金字塔开始。

它们非常独特,以我们的经验判断,不会有类似形态的结构在别处出现,甚至整个火星上都不可能有。但是,更加特殊的是,它们相距不过几公里,而且共同拥有一个符号性的“纽带”:它们各自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人类的特点。

我相信,如果这些地物是人造的,那么它们的形态与相互联系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

不妨想象一下,假设这两个地物的“形态”是自然形成,在火星上是独一无二的,而火星是一颗表面光滑的星球,它们随机地出现在火星地表,那么两者共同出现在一个地区的可能性有多大?

为了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我们以“火星脸”或者D&M金字塔为中心,以两者的间距为半径画一个圆圈,那么这个圆圈的面积大约为100平方公里,代表它们所在的“区域”面积。

我们再想想火星地表的总面积——1。5亿平方公里,那么在100平方公里的小面积范围内,同时找到这两个地物的概率一定非常低。

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一百五十万分之一!

有的批评者立刻会跳出来喊:“但是,你们之前假设这些地物是随机出现的,地质变化可不是随机的过程,它是发生在特定区域的一系列连锁作用的结果,而且地质作用一直在产生各种所谓的异常地物!”

上面的说法是千真万确的,然而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讨论的是这些数字所表现出的地物的独特性,而不是解释它们出现的原因。除了怀疑这些地物是智慧生物建造的之外,我们也要从严肃的地质学理论方面出发,考虑它们以及各种巧合性联系出现的原因,这样的解释才算充分。

用统计学分析该问题的目的是搞清“建筑群”特殊性的程度,而不是形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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