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棒制度的演进——刘敏如回忆录节选
前言
2058年
我今年六十七岁,退休返聘七年了。
退休之后我不再教课,但学校保留了我的办公室和实验室,就在琢玉楼七楼最边上。
窗户朝南,冬天阳光很好,暖气也比楼下足。
香儿那孩子总说我这儿暖和,隔三差五就跑来蹭空调,带着她的实验数据和写不出来的论文初稿,霸占我的沙发一整个下午。
前几天,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叫沐夏,来我这里取新一批学生棒的维护手册。
她站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刘老师好”,然后目光就黏在我书架上那一排旧学生棒模型上了。
第一代的原型机还放在那儿,木头做的,表面涂了一层清漆,和三十多年前我刚做出它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小姑娘看了很久,然后问我:“刘老师,这个东西,真的有人用过吗?”我说有。
她又问:“疼吗?”
疼。
当然疼。
但我想告诉她的不止是这个。
我想告诉她,那根木头棒子改变了很多东西,改变了这所学校,改变了教育惩戒的理念,也改变了一代又一代走过琢玉楼走廊的年轻女孩。
但我没有说。
这些话太长了,不适合对一个急着回去上课的孩子讲。
所以我决定写下来。
2020年
那年我二十九岁,在这所学校教生物,兼德育处副主任。
那时候的琢玉中学还不是什么“实验学校”,只是一所普通的中学,升学率不上不下,校舍老旧,操场跑道是煤渣铺的,跑完八百米鞋底全是黑的。
要说有什么特别之处,大概就是校规比较严格,迟到要罚站,作业不交要请家长,考试作弊记过处分。
但我总觉得不够。
那时候我年轻,血气方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改变。
每周德育处例会,我都跟主任拍桌子,说你看看这些学生的精神状态,懒懒散散,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光靠请家长管什么用?
家长自己都管不好自己。
主任被我烦得不行,说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搞一套方案出来,别光在这儿嚷嚷。
一篇论文启发了我《疼痛对女性的正向作用研究》。
此文一出,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学界众说纷纭,撰文教授身处舆论风波之中,但我看了他的数据,太详细了,不像造假。
那一年,对此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教育界也开始探讨恢复体罚制度的话题。
最终我提交了一份方案,主任同意了,校长同意了,教鞭开始频频打在孩子们的手心上。
效果不错
2023年
体罚制度正式确立,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学校建立了体罚制度。我也对体罚制度开始了深度研究。
但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社会上有声音表示,为了那么一点点提升,粗暴地对待孩子,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