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香港明远实验室。
陈致远博士盯著眼前复杂的电路图,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办公室里堆满了草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和计算。窗外维多利亚港的夜景璀璨如星,但他无心欣赏——第四代计算器晶片的设计遇到了瓶颈,功耗始终降不下来。
“陈博士,这么晚还不走?”助理小林端著一杯咖啡走进来。
“走不了。”陈致远揉著发胀的太阳穴,“卡在电源管理这块了。我们试了七种方案,功耗最多降低15%,离目標还差一半。”
“要不……休息一下?明天再想?”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陈致远喝了口咖啡,苦涩让他稍微清醒了些,“小林,你说为什么美国人的晶片能做到那么低的功耗?”
“人家投入大啊。”小林说,“我听说英特尔去年研发投入就超过一亿美元,我们整个实验室的预算才……”
话没说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王恪拿著一份文件走进来,脸上带著一种奇异的兴奋。
“陈博士,有个机会,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
“什么机会?”
“跟內地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王恪把文件放在桌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发来了合作邀请。”
陈致远愣住了。清华大学?那个在北平(北京)的顶尖学府?他们怎么会知道明远实验室?
王恪看出了他的疑惑:“还记得深圳电子设备厂那个刘建国吗?他有个表哥在清华读研究生,把我们的技术转让事跡告诉了系里。系主任亲自写信来,希望能合作研发適合中国国情的新型计算器晶片。”
陈致远拿起信件。信纸是普通的白纸,字是手写的,一笔一划很工整:
“尊敬的王恪先生台鉴:欣闻贵公司在深圳技术转让之善举,甚为钦佩。我系长期致力於微电子技术研究,有一定理论基础,但缺乏產业化经验。贵公司有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若能与我国科研力量结合,必能开发出適合我国实际需要之產品。盼能面谈合作事宜。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主任张明远谨上”
信很短,但诚意很足。
“王总,您怎么想?”陈致远问。
“我觉得可以试试。”王恪说,“陈博士,你不是一直抱怨实验室的年轻工程师基础理论不够扎实吗?清华的学生,理论功底绝对过硬。我们缺的是產业化经验,他们缺的是实践机会。互补。”
“可是……內地的情况我们不了解。”陈致远犹豫,“科研体制、工作方式、甚至思维模式,可能都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要『初探。”王恪在“初探”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先小范围合作,先易后难。我计划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联合研发低成本计算器晶片;第二,合作培养研究生;第三,共同申请科研项目。”
陈致远沉思了一会儿:“那……先从哪个开始?”
“从最具体的开始。”王恪说,“內地市场最需要什么?是便宜、耐用、功能实用的计算器。不是我们卖到美国的那种高端產品。我们可以和清华合作,设计一款针对中国市场的低成本晶片。”
这个提议打动了陈致远。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太清楚“適合市场需求”的重要性了。明远计算器之所以竞爭不过日本產品,就是因为太追求高性能高价格,忽视了庞大的低端市场。
“好,我同意。”陈致远说,“但怎么合作?是他们派人来香港,还是我们去北京?”
“都去。”王恪眼睛亮了,“我们先派一个小团队去清华考察,了解他们的能力。然后邀请他们的师生来香港交流。人员流动起来,思想才能碰撞。”
三天后,一个五人考察组从香港出发了。带队的是陈致远,成员包括两个晶片设计师、一个工艺工程师,还有陈小虎——王恪特意让他跟著,说“你需要见见更大的世界”。
从香港到北京,要先坐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一路上,陈致远看到了一个与香港完全不同的中国——贫穷,但充满生机。火车站挤满了人,车厢里瀰漫著烟味、汗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但那些人的眼睛里,有一种香港人少见的坚韧和希望。
“陈博士,您看。”陈小虎指著窗外,“那些田里的农民,还在用牛耕地。”
“但他们有土地。”陈致远感慨,“香港人住鸽子笼,他们住得再差也有院子。这就是不同。”
到北京时是清晨。二月的北京,寒风刺骨,天空是铅灰色的。清华园里,光禿禿的树枝在风中摇晃,学生们穿著厚厚的棉袄,骑著自行车匆匆而过。
无线电系在一栋老式的红砖楼里。楼道里瀰漫著一股混合著机油、松香和旧书的味道。系主任张明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头髮花白,戴著厚厚的眼镜,说话带著浓重的江浙口音。
“欢迎欢迎!”张教授热情地握著陈致远的手,“一路辛苦了!先到会议室暖和暖和,喝口热水。”
会议室很简单,几张旧桌椅,一个煤炉子,墙上掛著毛主席像和世界地图。但让陈致远惊讶的是,黑板上写满了复杂的微电子公式,有些思路很新颖。
“这是我们几个研究生在研究的课题。”张教授不好意思地说,“条件简陋,让各位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