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24日,上午九时,香港罗湖口岸。
王恪提著那只棕色皮箱,站在过关的人流中。热带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晒得人头皮发烫。他穿著一件白衬衫,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一片。
从广州到罗湖,这一路他看到了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一边是朴素甚至有些简陋的內地农村,一边是隔河相望的香港新界——虽然还不是后来的摩天大楼林立,但那些整齐的村屋、铺设平整的公路、偶尔驶过的小汽车,已经显露出不同。
“同志,请出示通行证。”边检人员用带著粤语腔调的普通话说道。
王恪递上证件。那是一张特別通行证,封面上印著国徽。边检人员看了一眼,神情立刻变得严肃,起身走进后面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一位年长的警官走出来,仔细核对了证件和照片,又看了看王恪本人。
“王先生,欢迎来港。”警官用標准的普通话说道,“请跟我来,这边走特別通道。”
王恪跟著他绕过排队的人群,从侧门进入香港一侧。这边的手续更简单,一位穿著制服的英籍官员只是扫了一眼通行证,就挥手放行。
踏出关口的那一刻,王恪深吸了一口气。
香港,到了。
空气里是海水的咸味、汽车尾气的味道、还有远处街市飘来的食物香气。耳边是粤语的喧譁、汽车喇叭声、还有叮叮车驶过的“叮噹”声。眼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著旗袍的妇女、西装革履的男士、挑著担子的小贩、金髮碧眼的外国人……
这就是1965年的香港。繁华,喧囂,生机勃勃,与一河之隔的內地仿佛两个世界。
“王先生!”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王恪转头,看见一个穿著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快步走来。是李伯,明远集团的元老,王恪当年从內地派来协助娄晓娥的骨干之一。
“李伯!”王恪伸出手。
李伯双手握住王恪的手,用力摇晃:“可把您盼来了!一路辛苦了吧?”
“还好。”王恪笑著说,“李伯,您还是这么精神。”
“托您的福!”李伯接过皮箱,“车在那边,咱们先去公司。娄总……娄小姐一直在等您。”
两人走向停车场。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停在那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司机穿著制服,见他们过来,立刻下车开门。
“李伯,这车……”王恪有些惊讶。
“去年买的。”李伯有些不好意思,“主要是为了接待客户。香港这边讲究这个,没辆好车,生意都不好谈。”
王恪点点头,坐进车里。真皮座椅,空调冷气,与刚才火车上的硬臥铺位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车子驶离罗湖,沿著公路向港岛方向开去。李伯坐在副驾驶座,转过头来向王恪匯报:“王先生,您两年没来,香港变化可大了。特別是去年,股市大涨,地產也跟著涨。咱们明远集团抓住机会,发展得很快。”
“具体说说。”
“先说地產。”李伯如数家珍,“按您的指示,我们从63年开始,陆续在港岛、九龙买地。特別是中环、铜锣湾、尖沙咀这些地方,买了不少旧楼和地皮。去年股市好的时候,有些地皮价格翻了一倍还不止。”
“现在总值大概多少?”
“帐面价值大概五千万港幣。”李伯压低声音,“如果按市价算,可能值七八千万。而且很多地皮我们买的时候很便宜,实际成本不到三千万。”
王恪心里算了一下。三千万成本,七八千万市值,不到两年时间,翻了一倍多。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也是先知先觉的优势。
“实业呢?”他问。
“实业发展得也很好。”李伯说,“塑胶厂现在有三条生產线,主要做玩具和日用品,產品卖到东南亚和欧美。纺织厂规模扩大了一倍,接了不少美国的订单。电子厂是去年新建的,主要是组装收音机和计算器,利润最高。”
“实验室呢?”
“实验室是娄小姐亲自抓的。”李伯脸上露出敬佩的神色,“从美国、英国请来了十几个华人科学家,现在有三十多人了。已经出了几个成果,电子表下个月就能量產,计算器也试製成功了。娄小姐说,这是咱们未来的核心竞爭力。”
王恪听著,心里既欣慰又感慨。他知道娄晓娥有能力,但没想到她做得这么好。一个从內地来的女子,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硬是闯出了一片天地。
车子穿过海底隧道,进入港岛。王恪看著窗外的景象——高楼大厦,霓虹灯牌,双层巴士,西装革履的行人……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的香港,东方之珠已经开始绽放光芒。
“到了。”李伯说。
车子停在一栋十层高的大厦前。大厦外墙贴著米色瓷砖,看起来气派而现代。门楣上掛著几个金色大字:明远集团。
王恪下车,抬头看著这栋大楼。两年前他离开香港时,明远还只是在写字楼里租了几间办公室。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大厦。
“这是去年买的。”李伯介绍,“原来的业主资金周转不灵,我们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来。下面五层自用,上面五层出租。光是租金,一个月就有十几万。”
王恪点点头,走进大厦。大堂宽敞明亮,大理石地面光可鑑人。前台坐著两个穿著旗袍的姑娘,见到李伯立刻站起来:“李总好。”
“这位是王先生,集团的重要客人。”李伯介绍。
“王先生好!”两个姑娘齐声说,眼睛却好奇地打量著王恪。能让李总亲自下楼迎接的客人,肯定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