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元旦,北京下了一场薄雪。
四合院的屋顶白了薄薄一层,像撒了层糖霜。王恪站在东跨院的书房里,看著窗外。槐树的枯枝上也积了雪,几只麻雀跳来跳去,震落几片雪花。
桌上摊著两份文件。
一份是研究所的年度总结——红星研究所在他的指导下,数控工具机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第一台国產数控铣床已经通过验收,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另一份是加密电报,刚刚从香港传来,经过三层解码才到他手上。
电报很长,娄晓娥详细匯报了东方电子的进展:沙田工业园开工建设,霍英东和包玉刚全力支持,赵明远决定留下,实验室团队士气高涨……
但电报里也有隱忧:秘密通道暂时关闭,市场上出现竞爭对手的试探,还有——她写得很含蓄——“思念如潮,夜不能寐”。
王恪看著最后那句话,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他拿起钢笔,在信纸上写回信。不是通过加密电报,是手写信,通过特殊渠道寄送。有些话,电报里说不清楚。
“晓娥:”
“来信收到。一切进展甚好,你做得超出我的预期。”
“东方电子是重要布局,但不必急於求成。集成电路是长期事业,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是正常节奏。告诉李文斌团队,稳扎稳打,不要被外界压力干扰。”
“竞爭对手的试探,是好事,说明他们重视了。不必针锋相对,做好自己的事。技术领先是最好的防御。”
“秘密通道暂时关闭是对的。安全第一。但资料收集不要停,可以换个方式——以东方电子的名义,公开订阅欧美技术期刊,建立资料室。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会引人怀疑。”
“赵教授留下,是重大利好。要照顾好他的生活,但不要特殊化。学者最看重的是尊重和自由。”
“沙田工业园的设计,我看了图纸。建议增加地下防空洞——不是杞人忧天,是有备无患。香港局势复杂,多做一手准备。”
“还有一件事:明年开始,可以尝试生產电子计算器。日本夏普已经推出商业化產品,但价格昂贵。我们如果能做出性价比更高的,可以打开市场,同时积累集成电路製造经验。”
“技术上,我附了一份简化的设计思路,是研究所最近的研究成果,你们可以参考。但记住,一定要做本土化改进,不能照搬。”
“最后,照顾好自己。別太累。香港的烧鹅要多吃,北京这边,傻柱老是念叨,说『晓娥姐走了,没人夸他手艺了。”
“我也想你。”
“王恪
1964年1月3日”
信写完,他附上几张图纸——是计算器的简化电路设计,还有一份关於集成电路封装工艺的改进方案。
这些资料,都是他在研究所的保密项目中,“顺便”整理出来的。既不会泄露核心机密,又能对香港的团队有实质帮助。
把信封装好,用特殊火漆封口,他叫来警卫员:“老张,送到老地方。”
“是。”老张接过信,敬了个礼,转身离开。
王恪走到窗前,看著老张的背影消失在胡同口。
这种远程遥控的日子,已经持续半年多了。他在北京,娄晓娥在香港,相隔两千多公里,却要共同规划一个商业和技术帝国。
难吗?难。
但他必须这么做。因为时间不等人,歷史不等人。
敲门声响起。
“请进。”
杨厂长推门进来,脸上带著笑:“王工,好消息!数控铣床的项目,部里给了特等奖!奖金五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