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五章 旧制度与议会改革运动（第2页）

1779-1880年间北美危机日益加剧，中等阶级改革组织相继建立。1779年，克里斯托弗·怀威尔（ChristopherWyvill）领导的“约克郡联合会”（YorkshireAsso）宣告成立。这是一个以乡绅为主体的激进组织，致力于经济改革与温和的议会改革。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全国至少有16个郡及多个城市成立了类似的联合会，其中“威斯敏斯特联合会”（WestminsterAsso）甚至提出更激进的改革目标，即成年男子选举权、年度选举议会、平均划分选区、无记名投票、废除议员财产资格、议员领取薪酬等。1780年，各地联合会代表在伦敦举行大会，大会提出：对公共财政实施监督，下院至少增加100名郡议员，实行年度议会，通过立法手段削减选举费用，并杜绝贿选行为。联合会运动的目标虽然未能实现，但其倡导的议会改革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1780年，约翰·卡特赖特等人在伦敦成立了“宪法知识会”，这是一个以城市中等阶级为主体的激进组织，该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在民众中普及宪政知识，以此来推动议会改革。该组织的斗争纲领比较激进，提出了平等代表权问题。卡特赖特指出：“穷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在议会下院，穷人也应该享有与富人一样的代表权。”为宣传民众，1780-1783年，宪法知识会共出版33种不同的小册子，累计印数8。8万份，希望把这些小册子“传播到整个联合王国的每一个村落”。18世纪80年代中期，宪法知识会在全国27个城市建立起分支机构，成为法国大革命前最有影响的民众组织。正是在联合会运动以及宪法知识会的冲击下，小皮特政府曾两度提出温和的改革方案，尤其是在1785年方案中提出用100万镑重金“赎买”36个衰败选区的代表权，而将这些代表权移交给伦敦等大城市。但以诺斯为首的保守派势力强烈反对，该议案在下院以248∶174票被否决，议会改革运动一时沉寂下去。

1788年是“光荣革命”一百周年纪念，1789年爆发法国大革命，这些都给英国的改革运动带来新的动力。潘恩的激进思想迅速传播，议会改革运动进入第一个**期。

1788年11月4日，为纪念“光荣革命”一百周年，各地激进分子举行纪念活动，理查德·普莱斯在伦敦纪念会上指出：“光荣革命”宣布了人民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却未能将其保住，人民应该重新争取这些权利，为此他要求对造成“政府腐败”的议会选举制度进行改革。普莱斯领导的“革命协会”（Revolutioy）对议会改革旧事重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改革运动提供了先导。

潘恩的《人权论》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潘恩指出："1688年或任何别的时期的人民议会无权处置今天的人民，或者以任何形式约束和控制他们，正如今天的议会或人民无权处置、约束或控制百年或千年以后的人民一样。每一代人都符合而且必须符合那个时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在潘恩看来，“光荣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并非完美，当今时代的人完全有理由根据时代变迁对其进行改变。《人权论》给低迷的议会改革运动注入了活力，使其进入一个**。

在这种形势下，“宪法知识会”恢复活动，它大量出版宣传小册子，协助并鼓励各地建立类似的组织，并同“英格兰、苏格兰甚至法国的所有通讯宪法协会保持联系”。在知识会的影响下，18世纪90年代初，英国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中等阶级激进组织，包括：托马斯·沃克（ThomasWalker）组建的“曼彻斯特宪法会”（Mautioy），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Priestley）组建的“沃里克宪法会”（Warwistitutioy），约翰·奥德利（JohnAudley）组建的“剑桥宪法会”（Cambridgestitutioy）等。

中等阶级在唤醒民众政治意识、推动议会改革运动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他们利用手中资源大量发行改革宣传品，普莱斯的《对公民自由性质的认识》（ObservatioureofCivilLiberty）共出版14版，发行了6万册；潘恩的《人权论》发行量达到20万册，读者可能超过40万。改革派还以举办辩论会、发表政治演说等方式宣传改革主张，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热情。改革派还发起各种请愿运动，以各地宪法知识会的请愿活动为例，设菲尔德的请愿书获得8000人签名，伦敦的请愿书获得6000人签名，诺里奇的请愿书获得3700人签名。尽管这些请愿活动基本上无果而终，但其在动员民众方面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

就在中等阶级宣传改革思想、组织改革活动时，工人阶级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不仅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而且掀起更为激进的议会改革运动。潘恩在发动工人卷入改革运动方面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潘恩在《人权论》中极力倡导天赋人权，他说：“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潘恩特别强调，对于劳动人民来说，“选举议会代表的权利是其他一切权利得以保障的基本权利，取消这个权利就相当于把人变为奴隶”。潘恩还把议会改革与改变劳动人民的经济地位联系起来，他说只要能够改变议会的组成，把劳动人民的代表选进议会，议会就会为劳动人民说话，通过立法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劳动人民成为选民的多数，从而选出劳动人民自己的代表。潘恩的理论为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组织指出了方向，后来“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Sheffieldstitutioy）就宣称：“我们从托马斯·潘恩先生的著作中所汲取的知识，比起其他任何作者或任何领域的都要多。”

正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及国内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伦敦、设菲尔德（Sheffield）、诺里奇、爱丁堡等城市，在手工工人中形成了一些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政治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和“伦敦通讯会”。

“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在约瑟夫·盖尔斯（JosephGales）的领导下于1791年年底成立，以机械工及其他手工工人为主体。由于会费低廉，它很快就吸引到大批下层民众参加，成立后第一个月就从20多人猛增到200人，第二个月增加到600人，1792年3月增加到2000人，该年夏季达到2500人。随着会员的增长，该会开始建立分会，1792年1月就建立8个分会，2月份达到13个。“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是英国最早的工人阶级激进组织，为开启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做出了贡献。

“伦敦通讯会”是更重要的工人组织，1792年初以托马斯·哈迪为首在伦敦商业区建立，起初只包括9名工匠。为广泛吸纳会员，哈迪提出了“让我们成员无数”的口号，并确定每周一便士的低廉会费。通讯会定期在报刊上做广告，让更多的人了解该组织的目标。1795年夏通讯会的规模达到顶峰，在全国有70个分会，每周有2000人实际上出席例会。历史学家迪金森的研究进一步表明：1795年夏季，通讯会活动高峰时期，积极会员达到3576人；后来在政府的高压下，1797年积极会员的数量缩减到600人，1798年更减少到400人左右。从成员的职业构成上看，通讯会以手工工匠为主体，在知道其职业的347个会员中，鞋匠有43人，手织工有27人，裁缝和皮裤工有24人，这三个行业占了347个会员的14以上。

工人激进组织对中等阶级保持着明显的独立性，这可从其斗争纲领中看出来。在1793年发表的宣言中，通讯会提出了议会改革的目标：“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公众视线转移到我们不幸的根源上来，唤醒国民沉睡的理性，寻求唯一的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补救方式，即彻底的议会改革，通过年度议会和普选权的方式，实现平等代表权。……没有什么能比公平的、充分的以及每年推选议会代表能确保这个国家的自由。我们完全相信，彻底的议会改革将消除所有的苦难，我们绝不会放弃这种议会改革的追求。”通讯会坚持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改革，1792年4月的一份宣言中明确写道：“本协会坚决反对动乱和暴力，本会目的是改革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在反抗政府的时候，理智、坚定和团结就是本会采取的唯一手段，也是本会希望我国同胞采取的唯一行动方法。”确实，和平斗争一直是通讯会的主流，只是到18世纪末，当通讯会人数骤减并受到暴力派控制的时候，它才走上密谋与暴力的道路。

工人激进组织成立后开展各种政治活动，主要是通过宣传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并将其组织到议会改革的斗争中来。伦敦通讯会有1400多名会员订购潘恩的《人权论》，他们在“许多工场里如饥似渴地读”；根据通讯会后期领导人普雷斯回忆：在每周一次固定的政治学习日上，“主席从书中读一章或一章中的一段，然后，凡是认得字的人就把书带回家去传着看”，下次开会时“请在座的发表评论，想发言的都可以谈”，“然后大家自由讨论”。

工人组织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世纪末，除了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以及伦敦通讯会外，英国还出现一批类似组织，如“曼彻斯特爱国社”（MaicSociety）、“曼彻斯特宪法与改革协会”（Mautioioy）、诺里奇的“革命协会”等。这些组织通过书信来往、互派代表等方式，逐步建立起日常的联系，而伦敦通讯会由于地处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在同类组织中有崇高的声望，对各地组织起着指导与引领作用。各地组织纷纷写信向伦敦通讯会求教，要求指导，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伦敦通讯会也总是给予热情答复，并根据需要派出代表，协助各地方开展活动。在伦敦通讯会生存的六年间，它与全国各地的组织交换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在全国工人组织的信息交流中起到了枢纽作用。

1793年初，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致信全国激进组织，建议采取三项行动，一是向国王请愿，二是向议会请愿，三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建议受到广泛响应：1793年各地共提交36份请愿书，其中24份来自苏格兰，设菲尔德的请愿书征集到近1万人签名，伦敦通讯会征集到6000人，诺里奇征集到3700人。从结果来看，有些请愿书被下院“收下，宣读，然后备案待议”，有些则因为“语言粗鄙，不合议会体例”或者“以印刷本形式呈送，不合要求”等原因而被下院拒收。在这样强大的请愿压力下，下院讨论并表决格雷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但立即被否决。

18世纪90年代初，托马斯·潘恩及伦敦通讯会领导人之一约瑟夫·杰拉尔德（JosephGerrald）建议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制定统一的议会改革方案，呈交给议会。提议未能在英格兰实行，但苏格兰改革派受到鼓舞，向前迈出了这一步。

1792年12月，苏格兰260多名代表在爱丁堡举行第一次“国民大会”，大会同意制定一项温和的议会改革方案。在“联合爱尔兰人”代表托马斯·米尔的倡议下，代表们模仿法国国民公会的方式，做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宣誓。1793年4月30日“国民大会”再度召开，大会提出召开一个更大规模的会议，并邀请英格兰代表共同参加。

1793年11月19日，全英激进组织代表齐聚爱丁堡，召开新的“国民大会”。伦敦通讯会派莫里斯·马格罗特（MauriceMargarot）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与会，并在会上提出改革方案，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背基本的目标和原则，即用合理的合法的手段去争取年度议会和普选权”。会议一致决定改名为“联合起来争取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大会召开过程中，在很多细节上都模仿法国国民公会的方式：将大会划分为不同的“区”，草案和决议交各区讨论，代表彼此以“公民”互称，一些报告以“公民万岁”开头，有些地方还标明“全英国民代表大会”的日期等。12月初，当大会正在讨论议会改革的请愿书时，苏格兰当局出动军警，强行驱散大会，并逮捕大会的主要领导人。威廉·斯克文（WilliamSkirving）、莫里斯·马格罗特和约瑟夫·杰拉尔德三人被控煽动叛乱罪，结果被定罪，然后流放澳大利亚。全英改革派联合斗争的努力，在政府的严酷镇压下失败了。

在当局看来，苏格兰“国民大会”的召开，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蔓延，王室写信给下院说：“国民公会……旨在将法国蔓延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引入到我国。”从1794年开始，小皮特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对改革运动严酷镇压，其中包括：暂停《人身保护法》，使政府可以随时逮捕和审判改革派；颁布《叛逆行为法》和《煽动集会法》，取消民众的活动自由。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中等阶级改革运动迅速沉寂，工人阶级改革运动尽管受到重创，但依然在艰难中奋战。

1794年4月，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在城堡山（CastleHill）召开万人群众大会，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它开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群众运动方式，一方面能鼓舞士气、振奋人心，另一方面又能以浩大的声势给政府造成压力。随后，伦敦通讯会在白垩农场也举行集会，参加者约两三千人。大会严厉谴责苏格兰当局对马格罗特等人的审判，并做出决议：任何破坏那些尚存法律的行为，都应被视为解除英吉利民族与统治者之间社会契约之举，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权去追求永恒的正义。哈利法克斯、利兹、韦克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德等地的改革派也举行了规模不等的群众集会，反对政府的高压政策。

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到1795年，运动大部分被压制下去，只有伦敦通讯会仍在坚持。6月29日，通讯会在圣乔治草地（St。Gee'sField）召开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每年选举议会等。10月26日，通讯会又在哥本哈根大厦（House）附近召开万人群众大会，领导人之一约翰·瑟尔沃尔（JohnThelwall）在会上对民众说：“如果你们获得在立法及代议机构中应有的地位，如果实现了年度议会及普选权”，所有的苦难都将消除。普选是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基本目标，工人希望通过行使普选权而把自己的代表选进议会，进而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面对伦敦通讯会等激进组织的集会活动，政府实施更严厉的镇压。1795年后，政府不仅袭击伦敦通讯会及伦敦宪法知识会的总部，搜缴了大量的文件、书信，而且还将这两个组织十余名领导人逮捕入狱并提交审判。在政府的打压下，中等阶级的宪法知识会一蹶不振，伦敦通讯会等工人组织也遭受重创。1796年以后伦敦通讯会陷入分裂，其领导权渐渐落入主张采用革命暴力的人手中，这为政府进一步打击通讯会提供了借口。1799年，议会通过《结社法》，点名取缔伦敦通讯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工人改革运动至此瓦解了。尽管如此，议会改革运动的激流并未中断，工人运动的地下斗争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并为战后改革运动的复兴以及1832年改革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工人激进运动最大的特点是要求实行普选权，希望通过普选而控制议会，让议会制定符合工人利益的立法，进而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与其他阶级的改革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