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第2页）

早在18世纪60年代，以威尔克斯事件为标志，一场反对布特政府、挑战专制王权、倡导人民自由的群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1763年4月，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演说中称颂布特政府签署的结束七年战争的和平条约是“王室的荣耀，人民的福音”。议员威尔克斯则在《苏格兰人报》第45期上发表文章，批评乔治三世的演讲，其中说：“君主一贯具有诚信、荣耀及清白之美德，一位如此伟大且和蔼可亲的君主，居然以其神圣庄严的名誉，认可这最令人厌恶的政策以及最不合理的公共宣言，我们国家每个人都会为此感到悲痛。”威尔克斯进一步说，这篇演讲是违心的“谎言”，是“厚颜无耻的内阁最为寡廉鲜耻的实例”。乔治三世大为震怒，指使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Halifax）直接签发不标姓名的“通用逮捕令”，查封《苏格兰人报》，拘捕相关人员，并将威尔克斯囚禁于伦敦塔。

威尔克斯得到辉格党的支持，激进主义者将其奉为“自由的捍卫者”，发动游行加以声援。在法庭审判时，主审法官查尔斯·普拉特（CharlesPratt）强调议员的豁免权，认定逮捕令“违宪、非法和绝对无效”，监禁威尔克斯是对“自由的侵犯”，并宣布立即释放威尔克斯。这一判决令激进派欢欣鼓舞，他们打出“威尔克斯与自由”的旗号，反对乔治三世的专权统治。

乔治三世并未善罢甘休，他说“威尔克斯的放肆无礼依然持续，这令人诧异”。乔治三世向政府及议会施加压力，要求严惩威尔克斯。11月底，议会下院认为《苏格兰人报》第45期“是对国王陛下前所未有的傲慢无礼和侮辱谩骂，是对议会两院最为严重的诽谤中伤，是对整个立法机构极为放肆的蔑视”。因此，议会通过议案，认定威尔克斯事件是一起“虚假的、煽动性的诽谤案件”，而议员豁免权“并不适用于撰写和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议案要求立即焚毁《苏格兰人报》，逮捕并重审威尔克斯。威尔克斯迅速逃往法国，但仍被缺席判处1000镑罚金以及22个月的监禁。

威尔克斯事件暴露了君主对国家政务的个人影响，是王权复兴的重要标志。乔治三世操纵议会、逮捕议员并剥夺其资格的做法显然违背1689年的《权利法案》，为在野的辉格党反对派攻击王权提供了契机。以纽卡斯尔、皮特等为首的反对派借威尔克斯事件掀起一股反对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运动。他们指出，在英国这样一个自由传统深厚的国家，王权向议会及政府施压迫其就范的行为很不正常，必须予以改变。

1768年，由于北美局势恶化，英国国内改革运动蓬勃高涨，格拉夫顿和皮特等辉格党人先后组阁，威尔克斯感到条件有利，遂在流亡四年后选择回国。随即，作为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象征的威尔克斯在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当选为议员，伦敦民众为此举行为期两天的庆祝活动，很多建筑物上都写下“威尔克斯与自由”、“第45期”等声援性标语。恼羞成怒的乔治三世再次下达指令：“把威尔克斯赶出议会非常重要，必须实现。”在王权的强大压力下，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再次被取消，其本人也被判刑入狱，受监禁达两年之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入狱后威尔克斯的声望反而大增，1769年米德尔塞克斯举行下院议员补选，身陷囹圄的威尔克斯竟第三次当选，但乔治三世操纵下的议会第三次将威尔克斯拒之门外，这显示王权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

但事件促使许多人对英国宪政进行反思，即君主所控制的议会，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事件中，尽管君主通过政府暂时剥夺了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并将其投入监狱，但这种“胜利”无法压制在社会各界、尤其政治家中蔓延的不满情绪。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员沃伦·哈斯廷斯（WarrenHastings）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威尔克斯事件中，乔治三世及其大臣的做法是在与人民作对，他还警告乔治三世：“当他为自己王冠的安全而自鸣得意时，他应该记得，这顶王冠取之于一场革命，但也会失之于一场革命。”皮特也在上院发表演说，认为“国王的专制权力”不断膨胀，这与“我们的祖辈”留下来的惯例背道而驰。威尔克斯事件充分暴露了王权对政治机制的渗透，也引发了人民的反抗，群众性集会示威和激进主义的质疑声讨都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并且开始了激进主义运动的新时代。

在威尔克斯事件接近尾声时，辉格党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的声音尤为值得关注。作为辉格党新秀罗金汉的私人秘书，伯克曾两度进入政府任职。伯克亲眼目睹了乔治三世时期的王权复兴，也见证了内阁和议会受到王权操控。身怀抱负的伯克对此深为不满，并在各种场合**其对政治时局的反感。

1770年，在威尔克斯事件引发的民众**中，伯克撰文做出解读。在伯克看来，**的根本原因是国王权力过度扩张，议会主权遭到侵蚀：“国王的权力，作为几乎已经死亡和腐烂的君主的特权，已经以影响力的名义重新生长……这种影响力将十足的反对者变成了权力的工具，……它使国家的不幸和繁荣同时日益增长；这种影响力是君主特权奇妙的替代物，而这个特权，由于不过是陈旧过时的偏见的产物，已经在它原有的耐力之中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腐败和瓦解的因素。”伯克认为，王权扩张严重侵蚀到议会主权，损害了议会的独立性，破坏了英国的宪政平衡，这是极其危险的。

如何抵御王权扩张以及维护议会的独立性？伯克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方面推行“节俭改革”，主张由议会控制王室费用与开支，防止君主用金钱贿赂议员，裁减冗官闲职，削弱君主对官员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推行政治改革，清除“国王之友”，依靠政党管理国家。在伯克看来，“国王之友”是为私利而聚集起来的小群体或小集团，“目的只是以更高的价格兜售他们相互串通好的邪恶”，“与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毫无关系”；一个稳定的政府必须努力谋取“公共福利”，而政府之形成不能来自宗派，必须来源于“政党”，因为“政党是联合组织的团体，旨在根据每个成员都同意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努力来促进国家的利益”。因此，伯克希望通过强化政党的作用来抵制王权的扩张，这一观点得到温斯坦莱（Winstanley）的赞同：“如果没有政党制度所带来的组织化，未经改革的议会下院就会处于君主的操控之下。”伯克的思想主张促进了政党政治的发展，同时也冲击了王权及国王个人的影响力。

不过，最终导致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走向结束的还是北美独立及由此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从1764年起，为缓解财政危机，英国政府在北美先后开征糖税和印花税，殖民地则宣称“无代表，不纳税”，并以暴力手段相对抗。在英国，皮特、罗金汉、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Fox）、伯克等辉格党政治家也反对向北美征税，最终促使议会于1766年废除了针对北美的征税法案。但1767年后，英国政府又通过《汤森德法》（Tow），对北美的玻璃、茶叶、纸张、颜料等征税，引发北美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英军在波士顿附近遭遇袭击。乔治三世主张采取强硬政策，认为北美“这些人都是反叛的臣民，对于他们的思想决不能简单听从，而必须彻底摧毁”。但由于政府和议会内部都存在严重的分歧，诺斯只好采取怀柔政策，废除了《汤森德法》，仅保留茶税一项，以此作为“英国权威的象征”。北美的抗议风暴暂时平息下来，但更大的风暴却在酝酿中。

1773年底发生波士顿倾茶案（TheBostoy），英国与北美殖民地的矛盾迅即激化。乔治三世力促诺斯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认为“事情已成定局，殖民地或者臣服于我们或者战胜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是征服他们，或者是完全放任他们，把他们当外国人看待”。最终，诺斯政府不顾辉格党的反对，对北美采取高压政策，派出军队镇压“茶党”，由此引发了面对面的武装冲突。随着大陆会议的召开及《独立宣言》的发布，北美走向了与母国对抗并谋求独立的道路。

北美时局在议会内部引起分歧，多数人与乔治三世一致，认为一旦英国诉诸武力，北美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很快就会土崩瓦解。但罗金汉、皮特等辉格党人反对对北美的高压政策，认为征服行动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1775年，面对议会内外的战争倾向，罗金汉批判道：“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正在极力促成自身的毁灭，在我看来，除了一定程度的不幸经历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让公众普遍地做出正确判断了。”正因为如此，当1777年英军在萨拉托加遭遇惨败后，罗金汉有点幸灾乐祸，他说：“这下我可以放心了。”伯克则坚决捍卫殖民地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并大力抨击政治生活中权力的垄断及滥用。伯克指出：“为什么国家陷入目前的危机之中？因为我们没有权力。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力？因为过于强大的行政当局已经腐化了宪政中自我调节的力量。”皮特也是战争政策的坚决反对者。1777年战火纷飞的年代，皮特在下院宣称：“我是一个英国人，但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的话，当外国军队踏上国土之时，我绝不会放下手中的武器——绝不会，绝不会，绝不会！”辉格党政治家攻击政府、反对战争的言论极大地侵蚀了诺斯政府的根基，随着北美战局失利，国内政治危机更为加剧。

1777年10月英军在萨拉托加（Saratoga）遭遇惨败，内阁及议会下院中反政府的力量开始抬头，不少独立派议员放弃了对政府的支持，诺斯于是在1778年提出辞职，但被乔治三世拒绝。此时，除了让诺斯留任以外，很难再找到合适的人选可以继续推行战争政策；而让辉格党组阁，又是乔治三世绝不能接受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乔治三世的政治行动更加强化了反对派的意识，即他正在将个人统治强加于这个国家之上。”于是，在君主的支持下，尽管遭遇各方挑战，但诺斯政权仍摇摇欲坠地延续了几年时间。

北美战争的失利造成英国国内一系列政治危机，首当其冲的是18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反对乔治三世及“国王之友”政府的乡绅请愿运动。1779年年底，约克郡乡绅、地主、教士、自由持有农等各阶层向议会提交一份请愿书，有9000多人签名。请愿书要求限制王权，反对王权过度扩张，“清除国王身边无用的冗官闲职，而正是他们应为战局恶化负责”。请愿书反对苛捐杂税，要求限制政府开支，要求在议会增加100名乡绅议员，支持“能够导致恢复议会自由的任何值得称颂的改革以及类似的其他举措”，使议会摆脱对王权及政府的依附。可见请愿运动的目标依然是抵制王权扩张、消除王权对于政府及议会的影响力。约克郡的请愿运动在1780年波及全国，另有24个郡举行了类似的请愿运动。这场以乡绅为主体的请愿运动表明国家的政治危机已非常严重，以至于乡绅这支传统上支持王权的力量，此时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从而大大地动摇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议会外的乡绅请愿运动在议会内得到政府反对派的响应，以罗金汉、谢尔本、福克斯为首的新一代辉格党政治家开始联合起来向王权和政府发难。他们指责诺斯政府的错误决策造成北美殖民地走向独立，同时又抨击强大的王权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反对派是在攻击政府，但背后隐藏的意思是，乔治三世应该对北美危机负责，这就颠覆了英国长期以来“国王不犯错”的定见，王权合法性遭遇空前危机。

1780年，伯克在下院提出五项议案，“以确保议会的独立性，推动王室及其他机构的节俭改革”。这些议案包括：裁撤商务部等冗余机构；清除如第三国务大臣、宫廷财政总管等冗官闲职；推行政府财政改革，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对各种经费开支确立一项固定的分类制度”；对王室薪俸及王权加以限制，避免君主利用特权及恩惠来控制政府和议会。伯克的议案体现了辉格党的改革主张，得到很多独立议员的支持，结果在下院以微弱差距被否决。

北美战争一再扭转国内政局，反政府力量空前壮大。1780年年初，除了最保守的“国王之友”以外，几乎所有政治势力都站到了君主及其政府的对立面。4月6日议会下院在紧张气氛中讨论各地呈交的请愿书，辉格党议员约翰·唐宁（JohnDunning）趁机提出一项动议，其中说：“王权的影响已经增长，并正在增长，必须予以限制。”该动议在下院引发激烈辩论，最终以233∶215票获得通过。唐宁接着又提出一项动议：政府应公布其成员从王室处获取津贴的数目，宫廷低级官员不能担任下院议员；这项动议以215∶213的微弱多数也获得通过。唐宁的动议获得通过，乡绅议员功不可没，这些人多为托利党人或独立议员，曾经是乔治三世及“国王之友”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如今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开始倒戈，与辉格党联手反对政府，这成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瓦解的转折点。

两个月后诺斯政府再次面临新的考验，伦敦发生了乔治·戈登（Geordon）领导的暴乱。1778年，议会通过《罗马天主教解放法》（RomanCatholicReliefAct），规定天主教徒只须简单向国王宣誓效忠即可参军，意在解决北美战争中的兵源枯竭问题。这项法案引起新教徒的不满，各地成立了多个以废除该法为目标的“新教联合会”（ProtestantAsso），戈登成为伦敦地区联合会的领导人。1780年6月2日，戈登在伦敦发起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约6万名支持者在圣乔治广场集结，浩浩****地向威斯敏斯特宫挺进。议会在是否接受请愿书的问题上拖延不决，于是请愿很快演变成一场社会下层参加的暴乱。在一周时间内，伦敦被暴力袭击所笼罩：一些教堂被捣毁，大臣的住宅受袭击，许多富人的房屋及工厂被焚毁，几座监狱的大门也被砸开，连英格兰银行也受到袭击的威胁。暴乱使伦敦处于全面失控状态，政府和议会暂时弥合了彼此的分歧，政府调遣军队进入伦敦平定了暴乱，恢复了正常秩序。据统计，这场暴乱造成458人死伤，其后有59名参与者被判死刑，而戈登也被关入伦敦塔。暴乱反映了伦敦下层民众对于政府政策的不满，民心的丧失促进了诺斯政府的垮台。

北美战争的失败给诺斯政府最后一击。1781年11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败降的消息传到国内，社会各阶层极为震惊，连诺斯也惊呼：“啊，我的上帝，一切都完了。”事实也正是如此，诺斯的命运与北美战争联系在一起，北美战败必定引起内阁垮台。此时，尽管多派政治力量要求停止战争，但乔治三世仍拒绝和谈，终致英军全面溃败。1782年3月，辉格党在下院提出弹劾政府的动议，认为现政府继续执政“将导致国家的毁灭”，要求诺斯立即下台。这项动议在表决时以10票之差被否决，不少托利党人及乡绅议员也投赞成票，“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倒台之日屈指可数了”。

3月18日，诺斯向乔治三世递交辞职信，信中写道：“本届政府将难以为继了”；下院“希望更换政府，这股激流太强大，无法抵御。陛下完全清楚：在这个国家，王座上的君主不能轻易反对下院深思熟虑的决定。……如果陛下能仿效您那些最有声望和荣耀的前任君主们，最终顺从下院的意见和愿望，您将不会丧失任何名誉。”乔治三世从心底里不想接受诺斯的辞职，他很清楚，诺斯的辞职意味着北美战争政策的失败，同时意味着他个人统治的终结。不过，形势已使诺斯政府不可能留任，议会反对派力量的滋长，只会给诺斯内阁带来被弹劾的命运。为避免这种不体面的结局，乔治三世不情愿地接受了诺斯的辞职。在新首相的人选上，乔治三世仍希望扶植一个“国王之友”出面组阁，他向大法官瑟洛勋爵（LordThurlow）伸出橄榄枝，但瑟洛说：目前只有“罗金汉、谢尔本及其党羽有能力并且愿意组阁”。由于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乔治三世只能极不情愿地任命罗金汉上台组阁。至此，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宣告结束。

乔治三世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君主和议会共享权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君主仍是权力的中心，他“不仅是立法机构的一部分，而且是唯一的行政首脑”。但此后一系列变故却使王权不断削弱，议会力量不断加强，终致议会主权逐步形成。这一变化体现出英国从君主政治向贵族政治即寡头政治的转变，而权力重心向下转移，推动了英国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乔治三世试图恢复君主的个人统治，逆转了权力中心向下转移的趋势，从而也就违背了“光荣革命”后英国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辉格党反对派、激进主义势力以及下层民众的联合打击下，以北美独立战争为契机，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图谋终究不可避免地失败了。由此，“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君主立宪制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在经历了乔治三世的回光返照后，英国的王权不断衰落，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责任内阁制的完善，君主“统而不治”的时代渐渐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