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四卷 ABC朋友会 一 几乎载入史册的一个团体（第1页）

第四卷ABC朋友会一　几乎载入史册的一个团体

那个时期表面上风平浪静，而暗中却激**着一股革命潮流。来自1789年和1792年幽谷的气流，又吹回到空中。青年一代，请允许我们使用这个字眼，正在“蜕变”。他们几乎毫无觉察，就随着时间的流动而改变了。表盘上行走的时针，也在心灵里行走。每人都不可避免地迈出前进的脚步。保王党人变成自由派，而自由派则变成民主派。

那就像一次大海潮，只见无数浪涛起落流转，而浪涛起落流转的特点就是大交汇，那便是蔚为奇观的思想大汇合：人们同时崇拜拿破仑和自由。在此我们谈一点历史。这正是那个时期的幻景。观点和主张的形成要经过不同阶段。伏尔泰保王主义，这一奇特的变种，也有同样怪异的对应物，就是波拿巴自由主义。

另外一些思想团体较为严肃。有的探讨原理，有的看重人权。有的热衷于绝对真理，放眼可望实现的无限远大的目标：绝对真理，以其自身的刚硬严苛，把人的思想推向霄汉，在无限空间里飘浮。信条比什么都更能令人产生梦想；而梦想又比什么都更能孕育未来。今天的乌托邦，就是明天的骨肉。

先进的主张有双重背景。一种神秘的端倪威胁了“既定秩序”，显得可疑而诡秘。这是最为革命的一种标志。当权者的意图，在坑道里同人民的意图狭路相逢。酝酿起义正好道出密谋政变。

当时，法国还没有德国道德团[196]或者意大利烧炭党[197]那样庞大的地下组织；然而，有些地方，挖掘的暗道正伸展蔓延。艾克斯那儿的苦古德社[198]已见雏形；在巴黎的这类社团中，有一个ABC朋友会。

何谓ABC朋友会呢？这是一个团体，其宗旨，表面上为教育孩子，实际上为培训成人。他们自称为ABC的朋友，ABC就是民众[199]。他们要使民众站起来。双关语的文字游戏，谁要嘲笑那就错了。这种文字游戏，有时在政治上相当严肃。例如，“阉人上战场”[200]，就使得纳尔雷斯当上将军；再如，“野蛮人所不为，巴尔贝里尼干出来”[201]；再如，“自由和家”[202]；再如，“你是石头，在这石头上我要建造……”[203]等等。

ABC朋友会的成员不多，是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秘密团体，几乎可以说是个小集团，当然要有小集团能产生英雄的含义。他们在巴黎有两个聚会地点：一个是“科林斯”酒馆，在菜市场附近，以后还要谈到；另一个是穆赞咖啡馆，在先贤祠附近圣米歇尔广场边上，那家小咖啡馆如今已然拆毁。两个聚会地点，前一个接近工人，后一个接近大学生。

ABC朋友会经常在穆赞咖啡馆的后间秘密聚会。后间离店铺相当远，由很长一条走廊相通，有两扇窗户和一道后门，出后门下一道暗梯，便是砂岩小街[204]。他们聚在那里抽烟，喝酒，打牌，说说笑笑，纵论天下大事，谈到某些事又压低嗓门儿。墙上钉着一幅共和时期的法国旧地图，这一标志就足以唤起警探的嗅觉了。

ABC朋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同几个工人关系十分密切，主要人物的名字如下：安灼拉、公白飞、若望·普鲁维尔、弗伊、库费拉克、巴奥雷、赖格尔或飞鹰、若李、格朗太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成为历史人物了。

这些青年极重友情，成为一家人了。除了赖格尔，他们全是南方人。

这伙人很出色，但是，他们已经消失在我们脑后无形的深渊中了。故事叙述到这里，趁读者还未目睹他们坠入一场悲壮冒险的黑暗中，也许有必要移过去一束光，照一照这些年轻的面孔。

安灼拉是有钱人家的独生子，以后读者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第一个提到他。

安灼拉是个可爱的小伙子，但厉害起来也很吓人。他像天使一样俊美，是安蒂诺乌斯[205]再世，但又桀骜不驯。看他那沉思眼神的反光，可以说他在前世就经历过革命的大风暴。他以见证人的身份继承了革命传统，了解这件大事的全部细节。他天生仪态威严，而又勇武好斗，一个青年能集此于一身，简直不可思议。他既是主祭，又是斗士。以直接的观点来判断，他是民主的战士；如果超越当时的运动来看，他是宣扬理想的教士。他目光深邃，眼睑微红，下嘴唇厚实，容易做出鄙夷之态，而额头则显得高耸。一张面孔上额头高耸，就像天际上一片晴空，如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一些少年得志的人，他的青春也跟少女一样，奔逸而鲜艳，尽管也有略显苍白的时候。他已成年，却还像个孩子。他到了二十二岁，却还像十七岁少年。他十分严肃，就仿佛不知道天下还有所谓的女人。他只有一种迷恋，就是人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清除障碍。他在阿文蒂诺山上会是格拉库斯，[206]在国民公会里会是圣茹斯特。他视而不见玫瑰，不理睬春天，也听不见鸟儿歌唱；他看见爱娃德奈**的酥胸，也不会比阿里斯托吉通更为动情，在他眼里，就像在哈尔莫狄乌斯眼里那样，鲜花只配掩藏利剑。[207]他在欢乐中也不苟言笑。凡遇到同共和无关的事物，他总怕被玷污似的垂下目光。他是自由女神大理石雕像的情人；他的语言直穿胸腔，像圣歌一般娓娓动听。难以预料他什么时候张开翅膀。哪个多情女子去试探他，那就是自找倒霉!康伯雷广场或圣让·德博维街的年轻女工，见到这张逃学的中学生面孔，这副少年侍从的模样儿，见到这金黄的长睫毛、这蓝眼睛、这迎风蓬乱的头发、粉红的脸蛋、鲜艳的嘴唇、洁白的牙齿，如果要饱餐这整个曙光，走到安灼拉面前搔首弄姿，那她就会从一副惊人而凶狠的目光中突然看到深渊，从而明白不该把以西结的威猛天使同博马舍的风流天使混为一谈。[208]

安灼拉这边代表革命的逻辑，而公白飞那边则体现革命的哲学。革命的逻辑和哲学之间，唯一的差异就是它的逻辑能导致战争的结论，而它的哲学则能达到和平的结果。公白飞补充并修正安灼拉，他个头儿没有那么高，肩膀却要宽些。他主张往人们的头脑里灌输总体思想的广泛原则，他常说“革命，其实就是文明”，他在悬崖峭壁的山峰周围，展示了辽阔的碧空。因此，在公白飞的全部主张里，有些切实可行的东西。公白飞倡导的革命，要比安灼拉所倡导的容易让人接受。安灼拉宣扬革命的神圣权利，公白飞则宣扬自然的权利。前者追慕罗伯斯庇尔，后者接近孔多塞；对于大众生活，公白飞的体验要比安灼拉的多。这两个青年若能留名青史，那么一个是义士，另一个则是贤哲。安灼拉更多阳刚之气，公白飞更多人情味。“人”和“成年人”[209]，这正是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异。安灼拉严厉，公白飞则不同，他由于天性纯洁而显得温和。他喜欢“公民”这个词，但是更爱“人”这个词，还好故意像西班牙人那样讲：hombre[210]。他博览群书，常去看、去听公共课，听阿拉戈[211]讲解光的极化，特别爱上若弗鲁瓦·圣伊赖尔[212]的课，听他讲外颈动脉和内颈动脉的两种功能，一个管面部，一个管大脑；他密切注视并了解科学的发展，对比分析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解读古代象形文字，砸开鹅卵石推测地质，凭记忆画出蚕蛾，指出法兰西学院词典中法文的错误，还研究普伊塞古和德勒兹[213]，什么也不肯定，连奇迹也不例外，什么也不否定，连鬼魂也一样，还浏览政府《公报》合订本，而且总爱思索。公白飞宣称，未来掌握在教师手中，他特别关心教育问题。他希望社会要不懈地努力，提高人民的才智和道德水平，推广使用科学，传播思想，使青年增长智慧；他担心目前的教学方法太贫乏，文学观点太浅陋，仅仅局限于两三个世纪的所谓古典主义，学阀专断的教条肆虐，以及种种经院的偏见和陈规，这一切要把我们的学校搞成牡蛎[214]的人工培育场。他学识渊博，什么都讲求纯正、精确，又多才多艺，具有开拓精神，同时又善思索，正如友人所说，“简直到了想入非非的程度”。对所有这些梦想，如建造铁路，动手术免除疼痛，暗室里固定影像，打电报，气球定向行驶，他都深信不疑。不仅如此，他也不畏惧由迷信、专制和成见在各处建造的反对人类的堡垒。他这种人认为，科学迟早要扭转局面。安灼拉是首领，公白飞则是导师。人们愿意跟随前者战斗，跟随后者前进。这并不是说公白飞不能战斗，他遇到障碍照样展开肉搏，奋力猛攻；但是，他更喜欢通过原理的教育和颁布切实可行的法规，逐步让人类同命运协调一致：在两种光明中，他倾向于光照而不是火焰。熊熊大火固然能映红半边天，但是何不等待日出呢？火山爆发也能发光，但是毕竟不如曙光。公白飞欣赏壮丽的红焰，也许更看重美的白色。混杂着烟尘的光明、由暴力换取的进步，只能给这个温和而严肃的人带来一半满足。像1793年那样，让人民从悬崖直坠真理之谷，使他望而生畏，然而，他更憎恶一潭死水的状态，能嗅出那里的恶臭和死亡。总而言之，他喜欢飞沫而讨厌瘴气，喜欢激流而讨厌污水坑，喜欢尼亚加拉瀑布而讨厌鹰山湖。一句话，他既不愿停顿，也不愿过激。他那些闹哄哄的朋友，一个个威武雄壮，力主完美绝对，赞赏并呼唤波澜壮阔的革命冒险行动，而公白飞却倾向于自然的进步。这种有益的进步也许显得平静，但是很纯洁；也许显得按部就班，但是无可指摘；也许显得冷漠，但是不可动摇。他不惜跪在地下，双手合拢，祈求未来以其完全纯洁的面貌到来，又丝毫不打扰人民向善的巨大进程。

“善必须是纯洁的。”他反复这样强调。的确，如果说革命的伟大就是凝视光彩夺目的理想，利爪携着血和火，穿越雷电向它飞去，那么进步的美，就是保持纯洁无瑕；华盛顿代表一个，丹东体现另一个，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长着天鹅翅膀的天使，另一个是长着雄鹰翅膀的天使。

若望·普鲁维尔的色彩比公白飞还要柔和。有一段时间他有点任性，叫自己“若安”，当时他正研究一场强有力的深刻运动，那对于了解中世纪是必要的。若望·普鲁维尔很重情，他侍弄盆花，喜欢吹笛子，作诗，热爱民众，可怜妇女，为儿童流泪，同样相信未来和上帝，责备革命砍了一个王者的头，即安德列·舍尼埃[215]的头。他的声音平时很轻柔，有时又会突然雄劲起来。他是文人，博古通今，可以说通晓东方事物。他的最大长处就是心地善良；他作诗气魄恢宏，这对于深知善良与伟大相近的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事。他会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他会这些文字，只用来读四位诗人的作品：但丁、尤维纳利斯、埃斯库罗斯和以赛亚。至于法国诗人，他喜欢高乃依胜过拉辛[216]，喜欢阿格里帕·德·奥比涅胜过高乃依。他爱在长满野燕麦和矢车菊的田野里游**，关心云彩不亚于关注时事。他的精神有两种姿态，一种对人，一种对上帝；他不是研究探索，就是冥思静观。他整天都深入考虑社会问题，诸如工资、资本、信贷、婚姻、宗教、思想自由、爱好自由、教育、刑罚、贫困、结社、财产所有权、生产和分配、昏昧蒙蔽芸芸众生的底层之谜；到了夜晚，他观望星相，观望那些巨大的天体。他跟安灼拉一样，是富家的独生子。他讲话慢声细语，低着头，垂下目光，局促不安地微笑着，神态不自然，样子笨拙，动不动就脸红，性情十分腼腆。然而，他却英勇无畏。

弗伊是个制扇工人，自幼父母双亡，每天干活勉强能挣三法郎，他却只有一个念头：解放全世界。他还关心一件事：学习；他说这也是自我解放。他自学读书写字，他获取的知识全靠自学。弗伊为人慷慨仗义，胸襟豁达。这个孤儿却收养了民众。他想念母亲，就思考祖国。他不希望有一个人没有祖国。他来自民众，具有远见卓识，心中蕴含着今天所说的“民族意识”。他自修历史，就是要了解情况，有的放矢地表示愤慨。这小圈子乌托邦青年特别关注法国，唯独他面向国外，专门了解希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他以理所当然的顽强态度，总提起这些国名，也不管场合适当不适当。土耳其对希腊和色萨利的侵犯，俄国对华沙、奥地利对威尼斯的侵犯，这些暴行令他义愤填膺。尤其是1772年的那场大暴行[217]，更令他切齿痛恨。愤慨中所包含的真理，是最有威力的雄辩；他的雄辩就是这种类型。他滔滔不绝地谈论1772这个无耻的年份，谈论这个被出卖的高尚而勇敢的民族，这种三国共同犯下的罪行。这种骇人听闻的阴谋诡计，竟然成为消灭别国的模式，从那之后又有多少高尚的民族遭殃，可以说被勾销了出生证。现代社会的全部罪行，无不是从瓜分波兰的行动中派生出来的。瓜分波兰已成为定理，现在所有政治暴行全是它的推论。近百年来，所有独裁者、所有叛逆，无一例外，都参与策划，在合谋瓜分波兰一事上签字画押了。要查阅近代叛卖案件的档案，这便是头一卷。维也纳会议[218]先参照了这一罪案，才完成了自己的罪行。1772年吹响出猎的号角，1815年则吹响分赃的号角。这就是弗伊常说的一套话。这位可怜的工人充当起正义的保护者，正义作为回报也使他伟大。这是因为正义中的确有永恒。华沙绝不会变成鞑靼城，同样，威尼斯也绝不能成为条顿的国度。那些君主枉费心机，只能名誉扫地。沉没的国家迟早要浮出水面。希腊还要恢复为希腊，意大利还要恢复为意大利。伸张正义并反对暴行，会永远坚持下去。掠夺一国人民的暴行，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笔勾销。这种大规模的诈骗毫无前途。绝不可能像从一块手帕上撕掉商标那样抹掉一个国家的名称。

库费拉克有位父亲，人称德·库费拉克先生。复辟王朝时期，资产阶级在贵族问题上有个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过于相信这个小小的“德”字。众所周知，这个词在这里毫无意义。然而，在《密涅瓦》[219]刊行时期，资产者把这个可怜的“德”字估计得过高，认为必须将其取消。德·肖夫兰改称肖夫兰先生，德·科马尔丹先生改称科马尔丹先生，德·孔斯唐先生改称孔斯唐先生，德·拉法耶特先生改称拉法耶特[220]先生。库费拉克也不愿意落伍，去掉一切累赘，只叫库费拉克。

关于库费拉克，仅说这一点就差不多了，余下的只补充一句：欲知库费拉克，请看托洛米埃。[221]

库费拉克有一种青春活力，可以说是机灵鬼的慧美。过了一段时间，整个这种慧美，就会像小猫的娇媚一样消失。如果原来是两只脚的，就会成为绅士；如果原来是四条腿的，就会成为老猫。

这种鬼机灵，通过一届一届读书的学生，通过一批一批服兵役的青年，几乎总是以同样方式相互传递，就像接力赛跑一样；因此，正如我们指出的，谁在1828年听库费拉克讲话，就会以为听到托洛米埃在1817年的讲话。不过，库费拉克是个诚实的小伙子，表面上看两个人都显得同样聪明，但差异却很大，两者身上潜在的成年人截然不同。托洛米埃身上蕴藏着一名检察官，库费拉克身上蕴藏着一名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