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十章 千古茂陵荡长风（第2页）

从评价武帝的不同来看，虽意见各有不同，但在方法论却有共同之处，就是把武帝的一生分为功与过两个方面，即武帝历史作用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评价汉武帝还有一种方法。即把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划分为若干时期，看其每个时期事业的成败；若由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而导致失误，原因就应当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上去找寻。

有识之士评价说，“汉武帝在元封年间已经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此着手实行政策转折，应当说正是时候”。

“在元封年间改变政策以安抚百姓，也完全是形势所需要的。”这也就是说武帝后来的失误主要是由于没有及时转变政策而造成的。

下面探讨一下汉武帝应何时转变政策和未及时转变的原因。

汉武帝当政四十五年，他的事业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自建元元年（前140）到元鼎六年（前111）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是武帝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这表现在：尊儒术、重法制、悉延（引）百端之学的以儒家为统治思想而又兼用百家的格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等等。

在统一国家方面，反击匈奴战争获胜，尤其是元朔二年取河南地之战、元朔五年大败右贤王高阙之战、元狩二年河西之战、元狩四年漠北之战，取得重大胜利，使汉朝军事力量的压倒优势不可逆转。

在打击分封割据势力与豪强方面，元朔二年行推恩分封，元狩元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被诛，元鼎五年坐酎金律列侯夺爵者一百零六人。

在打击豪强和高赀富人方面，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资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元狩四年“摧浮**并兼之徒”，酷吏义纵、王温舒等人严厉打击豪强。在经济方面一些主要措施也基本出台。

在第一阶段武帝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对内在思想文化、打击分封势力、豪强、富商大贾等方面是如此，在统一国家方面也是如此，不仅平定了南越、东越，西南夷的问题基本解决。

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胜利，汉朝从匈奴方面取得了河南地和河西，给了匈奴以沉重打击，漠南无王庭，匈奴对汉朝已构不成重大威胁，说明对匈奴的战争也基本告一段落。

自元封元年（前110）到太初四年（前101）为第二阶段。历经了元封、太初两个年号，这两个年号都有标志政策转变的含义。

元封以举行封禅大典而得名，其意是“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既然如此接下来实行政策转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太初以颁布太初历而得名，实行改正朔、易服色等方面的改制，标志着要除旧布新、改弦更张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好时机。

这十年中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已相当尖锐，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就说明了这一点。但农民起义与战争的失败还未发生，故此，这正是转变政策的大好时机。

这时武帝为什么没有能实行政策转变呢?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下诏说：“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和）睦，朕将巡边陲，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率师焉。”

接着又遣使告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关。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这就是说武帝要求匈奴“臣服”汉朝，单于震慑于汉武帝的威势，没有前来接战，也没有“臣服”。

自此之后，汉武帝想通过和谈让匈奴“臣服”，这时政策上的一个调整，这一点可从元封二年（前109）武帝派汲仁、郭昌率数万人堵塞瓠子决口看出，因此事朝臣争言水利，若顺其发展，就会走上重农、富民为中心的路线上去。但是，汉武帝又因两方面的事情又促成了他继续出兵：

一是边境不断发生事情，有发兵的需求，如西南夷方面，侵犯汉使吏卒，元封二年派郭昌击滇，滇王降，置益州郡。这年朝鲜派兵击辽东，杀辽东都尉，武帝派杨仆等击之，次年朝鲜降，置四郡。元封六年，益州郡昆明地区反，武帝又派郭昌击昆明。

二是“西蛮北夷，颇未辑睦”。西域各国原为匈奴属国，汉朝使者通西域后，有的国家阻拦、攻掠汉使，于是有元封三年（前108）赵破奴破楼兰、车师之事。

自元封六年（前105）汉朝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乌孙，武帝想通过和平争取西域，此时却发生了大宛不与汉使买卖天马，并设法杀汉使取其财物的事件。导致了从太初元年（前104）秋开始至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的两次伐大宛，两次伐大宛虽取得胜利，但耗费巨大，激化了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自天汉元年（前100）至后元二年（前87）为第三阶段。此阶段共十三年，经历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四个年号。武帝开始用年号为一个年号六年，太初改制后一个年号四年。

太初四年（前101）春李广利伐大宛之后，西域各国臣服，武帝没有抓紧时机转变政策。

天汉元年（前100），汉朝和匈奴和谈失败，汉使被匈奴扣留。继而，武帝就想通过军事征伐使匈奴臣服。

征和二年（前91），武帝派李广利、李陵统兵讨伐匈奴失败而告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小股农民起义频频发生。

武帝就立即又转而镇压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经几年才镇压下去。

天汉四年（前97）李广利等四将讨伐匈奴又无功而归。

征和元年（前92）发生了丞相公孙贺家因巫蛊被族。巫蛊之祸刚告一段落，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率七万大军败降匈奴。

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颁轮台诏，表示从此不复出军，才下决定实行政策转变。

自汉武帝三个阶段的情况看出，元封以后未能及时实行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低估了匈奴的综合国力，因此制定了要匈奴“臣服”这一当时汉朝还无力达到的高指标所造成的。

从汉武帝为达到这一目标先是和谈后又用兵，对此可以说是孜孜以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后还是以达不到目的而告终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武帝给自己定下的上述指标是个自己一代无法实现的高指标。这个高指标就是武帝没有及时转变政策的根本原因。

高指标是源于低估了匈奴的综合实力，不能实事求是地认识对方造成的。这一点并不始于武帝，贾谊在《治安策》中就说：汉朝与匈奴的关系颠倒了，本应汉为君、匈奴为臣，而汉天子岁贡金帛以奉之，是臣下之礼也，匈奴反而成了君主。

“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云云，就反映过低估计匈奴综合实力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元封元年提出让匈奴臣服于汉朝的要求自然是不奇怪的，但匈奴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怎么能屈居人下呢?所以，无法接受。

在汉朝方面看匈奴人数少，地处漠北苦寒，再打几个胜仗，就会使匈奴臣服；在匈奴方面则有广大的回旋余地，虽地处寒苦，然汉人得地不能久留，这正是自己的有利条件，汉朝又能奈何?因此双方谈判达不成协议。

若武帝不坚持让匈奴臣服，标准低一点儿，双方仍可以以兄弟相称，以达成个互不侵犯、开关市公平交易的协定则是有可能的。如此武帝也可提高转变政策，改弦更张，利国利民。

汉武帝转变政策延误了约十到二十年，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个教训是值得后人吸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