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八章 夕阳映血敛余晖（第2页）

汤自幼学习律令，善于体察圣意，命他同另一酷吏赵禹一起，共定律令，务在深文苛酷。《晋书·刑法志》言张汤定《越宫律》七篇，赵禹定《朝律》八篇。

这些律的内容如今已不可考。《汉书·刑法志》所言所谓“见知放纵、监临部主之法”即官吏见或知人犯法而不举告，与犯法者同罪，所监临部主有罪，上级官吏要连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是向对贫苦人民故意罗织罪名的官吏实行宽缓之策，对那些轻易释放被认为是无罪的人的官吏，要处以诛杀之极刑。这不是明摆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吗?从此用法愈苛酷。

这样的苛法竟然得到汉武帝的批准!纷纷扰扰的大千世界造就了多么奇特的精灵。汉武帝制定或继承下来的酷刑苛法，犹如一条条蠕动的蛇，被这样的酷吏们套到每一个臣民的脖颈上。而那些像木偶般蹦跳的酷吏，是在汉武帝的操纵下在历史的舞台上掀起腥风恶浪的。

在许多时候，汉武帝连酷吏也不用，他的嘴里喊着仁义道德，作出了网罗经学、文学之臣的架势，信誓旦旦地保证要任用他们，倚他们为国家的栋梁，又不时地和他们一起吟诗作赋，颇多缠绵婉转、曼妙动人之情，亦不乏沉郁苍凉、悲歌慷慨之气。

但是，即便是深受汉武帝所宠爱信任的大臣，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丝毫也不留情面。汲黯对汉武帝的严刑苛法和翻云覆雨的手腕心怀不满，质问他：“陛下访求贤才十分不易，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人才有限，而陛下的恣意诛杀却无止无休，臣担心天下的贤才如此下去将不复存在，陛下还能依赖谁治理天下呢?"

汲黯是一代名臣，汉武帝不敢轻易动他；又知其是一片忠心，笑着对汲黯说：“无论何时都有人才，只怕不能识别人才罢了。若能识别人才，何患无才可用!有才能而不肯一心报效国家，又与无才相同，不杀掉他还有什么用处!"

在以酷吏任法、恣意专杀这方面，汉武帝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对世人评说不屑一顾。汉景帝以轻刑为名，密织法网，骗得二千多年后的人还对他大唱颂歌，是因为他把虎画成了猫；汉武帝虽然也涂脂抹粉，乔装改扮，可是他得意忘形，一时心无旁骛，卖力地推行专制统治，将苛政描画得甚于虎狼。文雅的历史学家们称此为“阳儒德阴法”。

元朔三年（前126），汉武帝拜张汤为廷尉，掌司法平狱，审断郡国议定报请的疑罪。汉武帝正醉心缘饰儒术，提倡经学。当时董仲舒已致仕，汉武帝多次派张汤亲至董宅，动问天下得失。

董仲舒以万能的《春秋》为审案之依据，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提供给廷尉作决狱的标准。张汤受到启发，奏请武帝以博士弟子补廷尉史，附会《尚书》《春秋》经义治狱量刑。

所谓经义，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道德观念和统治意志，以此为标准而治狱，即是说可以抛开一切法律，随心动所欲地镇压臣民。对汉武帝说来，这真是一个曲尽其妙的发明，马上将其制度化。文雅的历史学家又称之为“以礼入法”。

故此，“阳儒阴法”的汉武帝没有将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精神发扬光大，而是将儒家的“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观念同法家的以严刑峻法治民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怪胎。它流溢着的是难言的血腥滋味，留给人们的是普遍的悲剧感受。

张汤是善于揣测圣意的能手，见武帝意欲宽释某人，张汤就交给平和的监吏审理；武帝意欲重罪某人，就交给苛酷的监吏审理。遇有疑难案件，一定先向武帝报告，并为之理清头绪缘由，待武帝首肯之后，再书于法令谳法挈令，以之为日后量刑的标准。

在审理淮南、衡山、江都三大谋反案中，又是张汤穷究党羽，任情专杀。他最痛恨的是地方豪强，必舞文巧低；对羸弱之民往往曲加回护。拜访诸公卿大僚不避寒暑，对那些故人子弟为吏者及其“穷兄弟”，也给予很多照应。

因此，张汤虽然用法深酷，仁义之声却传于朝中，与“阳儒阴法”的精神完全一致。

张汤越来越得武帝赏识，这个人将儒、法这一软一硬的两把刀子挥舞得那么纯熟，忠心耿耿、绞尽脑汁地为君上剪除异己，镇压黎民，在君上的周围架起了一道风雨不透的刀山。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提拔张汤做了御史大夫。

其时，北部边塞，长城内外，农业文明的保护者汉军，正同游牧文明的代表匈奴频繁地展开大战。在汉军的沉重打击下游牧文明的前沿开始崩溃，浑邪王率数万兵将投降汉朝。恰逢山东水、旱连年，人民流离失所，兴兵、安降、赈灾，要粮、要款、要车马，奏章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到京师。

汉武帝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就是想不出到哪儿搜刮这些钱去。张汤不愧是股肱之臣，给武帝出了一连串的好主意：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垄断盐铁，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巧底助法以行之。

汉武帝在张汤的帮助之下广开财路，大发利市。但是，这条“黄道”并非坦途。富商大贾、豪强大族纷纷反对，许多奸吏乘机枉法贪赃，侵渔获利。

汉武帝授意张汤严厉镇压。大司农颜异对造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相去甚远的皮币持反对意见，汉武帝很不痛快。颜异的宾客曾对颜异非议过武帝的这些措施，而颜异身为九卿，见措施中有不当之处，却不入朝阐述自己的意见，反而“腹诽”之。张汤察武帝颜色，就以这个罪名论定了颜异的死罪。

在此之后，中国就出现了“腹诽之法”。办案量刑，用不着什么证据，只消说你“腹诽”君主就足够横尸东市了。公卿大夫们因此人人自危，谄谀献媚之风大起。丞相公孙弘数次称赞张汤，对汉武帝更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只有敢作敢为、刚直誉满朝野的汲黯，仍对朝政横挑鼻子竖挑眼。尽管早被张汤和公孙弘排挤出朝，他还公开宣言：“御史大夫张汤，对皇帝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

汉武帝的雄图伟业，就是依靠张汤这样的酷史才得以开创的；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腥红，是由他撑着酷束们的腰涂抹上去的，在专制的阳光下，倒也显得有些壮丽。张汤奏事，喋喋不休，汉武帝听得入迷，竟忘记了吃饭。丞相名存实亡；汉武帝处理内政外交，只听张汤一个人的。酷吏政治完全形成，君主专制坚若磐石，稳如泰山。汉武帝那五花八门的欲望，也一个接一个地实现着。他的伟业雄图济于事。起义队伍摧枯拉朽，更为如火如茶。

汉武帝使出撒手锏，一面派光禄大夫范昆以及张德，连同绣衣直指使者暴胜之、王贺等酷束领兵到各地捕杀起义农民；一面制定所谓“沉命法”，对敢藏匿起义农民者一律诛杀；对未发觉起义或虽然发觉而未能悉数捕杀之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也一律诛之不赦。

关东荒凉的土地，像一片松弛无力的肌肤，在血泊中瑟瑟地颤抖着，逐渐板结，日复一日地干瘪下去。

酷吏和刽子手们攥着天子授予的屠刀，忽东忽西，到处砍杀，就像一团魔风邪火。起义农民惨遭屠戮，但他们理想的梦却永远不灭，沸腾的岩浆在他们心涌流。

血雨腥风之中，各郡国的统治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和安定。汉武帝却越来越急躁了：自己已到晚年，须发一天白似一天，精神一日不如一日。养了那么多的奇异方术之士，赏给他们那么多金银财宝，几十年了，还是求不到一个神仙，摘不来一株长生药草。若不加紧寻仙访药，自己已时间无多。汉武帝决定亲自出马。

太始三年（前94）年初，六十三岁的天子急不可耐地赶到东海郡（山东郯城县北），意外地捉到一只红色的大雁，认为此乃大吉之兆，喜笑颜开地写了一首《朱雁之歌》，他认为这是寻仙访药能够心想事成的征兆，但船行大海上，举目顾时只见狂浪排空，一片茫然。汉武帝双手抓紧船舷，他竭力极目远眺已看花了那双昏黄的眼睛，口中千呼万唤，心中愁肠百结，仍不见仙人的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