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七章 文化科技双辉煌（第2页）

乐府歌诗的发展。中国古代掌管音乐歌舞的官署称“乐府”。这一官署制作、收集的乐舞歌词也称为乐府。乐府歌词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和乐府所采之诗均名之曰“乐府”。

秦代有乐府，汉初相沿。"高祖过沛诗《王侯之章》（《大风歌》），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这是高帝时作的歌舞乐曲之一。

此外，“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今夏侯宽备其萧管，更名曰《安世乐》”。说明高祖时乐府词曲有所创新，如高祖作《大风歌》，唐山夫人作《房中乐》。

其后，历惠帝、文帝、景帝三帝无所增改，只是让乐府研习旧一的曲词而已。这些材料也说明，乐府在汉武之前已存在，非武帝所创立。

虽然，乐府非武帝所创立，然而乐府在武帝时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从下列事实中可看出：

首先，增加了乐府演奏歌曲。汉代乐府中有三大演奏曲目，被称为三大乐府，其一是高祖时唐山夫人所作的《房中乐》十七章，其他两大乐府皆为武帝时所作。

这两大乐府一是《郊祀歌》十九章，《史记·乐书》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作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第二大乐府曲目是《饶歌》二十二曲，又称之为《短萧饶歌》，“军中之所用也”。东汉明帝时定为乐，又称鼓吹，“胡乐也”，乃西汉时乐。

这些乐曲歌词，也是武帝时的作品，也反映武帝时的情况。如二十二曲中之一的《上之回》，其词曰：“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氏）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驰骋，千秋万岁乐无穷。”这首歌诗创作“在武帝元封中”，此前于元鼎二年张骞通西域成功，元封元年武帝又遣使臣告单于要其巨服汉朝。这首诗是颂歌，不一定每句话当时都已变为现实，但表达了天子的行动一定要成功。

在增加曲目方面，由于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乐器胡笳、胡乐也传入中原，据说“张骞入西城传其法于西京，听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章），乘舆以为武乐”。这二十八解乐曲晋代以

后还留下十曲曲名，其曲名为“《黄鹤》《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扬》《望行人》”。

这些曲名与《郊祀歌》十九章、《饶歌》二十二曲的曲名各异。说明《新声曲》二十八解应是《郊祀歌》和《饶歌》以外的另一大曲目。

增加了乐舞、乐器。武帝之前郊祀不用乐舞，武帝时郊祀始用乐舞。“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祀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抵可得而礼。’或曰：‘太帝（太一）使素女鼓五十弦，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空侯琴瑟自此始。”

这段记载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武帝之前郊祀太一、后土不用乐舞，从武帝开始郊祀太一、后土用了乐舞；二是为了郊祀太一、后土，革新乐器，因用五十弦的瑟太悲，所以创造了二十五弦的空侯琴瑟。瑟是一种拨弦乐器，形状似琴，据说春秋时已流行。

武帝以后二十五弦的瑟开始流行。空侯又名“箜篌”，也是一种拨弦乐器，据应劭《风俗通》说卧式空侯为武帝时乐人侯调始造。东汉时，有竖空侯，胡乐。有二十二弦，竖抱于怀，两手齐奏。此外，在张骞通西域后，胡笳等西域乐器也传入汉朝。

汉武帝定立了乐府收集民歌的“采诗夜诵”的制度。《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收集民歌。这是武帝在乐府制度方面的一次革新，这些民歌的词就是诗。这一制度制定后，各地的民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收集、整理。

据《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载，就有二百六十篇，在地域上包括了今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和黄河流域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内蒙河套地区、山东及河南、安徽等地。

汉武帝开创的政府机构收集整理民歌的活动，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从孔子编《诗经》，整理周代收集的民歌国风之后，历战国、秦没有人继续这一工作；汉武帝制定乐府“采诗夜诵”的制度，恢复、继承了对民歌的收集和整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上述二百六十篇歌诗，就是一部西汉时期的国风。

其二，乐府这一活动，后来延续到了东汉、魏、晋、南北朝，一些知识分子也以乐府歌诗篇名作诗，促进了我国诗歌的发展。

乐府收集的诗歌继承了国风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

此外，乐府诗歌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浓郁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开创了五言体诗，而柏梁台赋诗又使用了七言诗，这都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赋是一种既有散文的章法格局，又有诗的节奏韵律，夸张铺陈，“体物写志”的文学形式。汉代，赋是发展得最兴盛、繁荣和最具艺术、时代特征的文学形式，如同“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具有时代特征。它能发展到如此程度，可以说与汉武帝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汉赋最有成就的作者是司马相如。景帝时司马相如曾任武骑常侍，客游梁时作《子虚赋》为其代表作之一。汉武帝非常爱好赋，读到《子虚赋》后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其时管理猎犬的狗监，蜀人杨得意对武帝说，臣的同乡司马相如自言作此赋。于是汉武帝召见相如，相如表示有此事，并对武帝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求为天子作游猎之赋。武帝令人给笔、札（薄小的木简），司马相如遂作《上林赋》。

在《上林赋》中，司马相如以精妙的构思、过人的想象力，张扬汉天子压倒一切的威严，取得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最后又假借天子的言行说：“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陨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汉武帝阅罢，极为高兴，遂封相如为郎，后又任命其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使者。

汉初作赋有成就的要数枚乘，枚乘先为吴王濞郎中，后为梁孝王客。武帝当太子时就慕枚乘之名，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枚乘年老，身体不好，死在半路上。

枚乘有庶子叫枚皋，曾为梁共王郎，后被诬陷遇罪，家室没人管，逃亡长安，遇大赦，上书北阙，自陈乃枚乘之子。武帝大喜，召其入宫，在殿中作赋，拜为郎。然枚皋不通经学，诙笑类同俳倡，好嫚戏，以此得武帝宠幸，“自悔类倡也”。

枚皋常充当武帝侍从，遍游全国各地。武帝有所感，就命他作赋。皋文才思敏捷，“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其赋可读者百二十篇，其他嫚戏不可读者尚有数十篇。司马相如作赋速度迟慢而质量高，枚皋自以为不如。武帝时被罗致在左右能作赋的还有东方朔。严助、吾丘寿王、婴齐、庄葱齐、臣说等人。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初八家之赋，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及其臣下宾客共一百二十七篇。据此可知，武帝时期的赋比西汉初期的赋多出了一百二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

武帝时期的赋更加成熟而富于创造性，司马相如就是其代表。司马迁说司马相如的赋：“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武帝时期的赋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向前发展了一步。

汉武帝有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抱负，而且他在音乐、舞蹈、诗歌、赋诸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爱好。他在促进这些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他善于发现、使用人才，李延年“身及父母兄弟皆倡（歌舞艺人）也”，又“坐法腐刑”，武帝用他做协律都尉，发挥了他的特

长，他是那个时代的大音乐家、作曲家。武帝又让司马相如、枚皋等人作歌词，这就促进了诗歌的发展。

汉武帝爱好诗赋，他自己也是诗赋的作者。他作的诗赋分为两类：一类大气磅礴，意旨深远，如《史记·乐书》所载两首《天马歌》即其代表；另一类感情真挚，辞藻华美，《秋风辞》《悼李夫人赋》为其代表。武帝的这些作品，对诗赋的发展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汉武帝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通过搜求、收藏遗书推动了古籍整理、经学、史学等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在他的组织、倡导下乐府曲词歌诗和汉赋得到了发展与繁荣。汉武帝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