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兴办国立太学（第2页）

地方办的学校以景帝后期文翁在蜀郡办学最早。武帝时，令郡国“皆立学校官（校舍）”，地方办的学校在全国才普及起来。

汉武帝即位后，通过诸如《举贤良对策》活动、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和使地方学校得到普及等，促进了教育与儒学的发展及使儒生加入国家官吏集团。《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为博士置弟子），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渐）盛，支叶蕃（多）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兴办学校之举不但为当时培养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吏，而且这种现象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影响。

汉武帝要改革，要前进，就需要通过法治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此外，“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重要方法，想把国家治理好是不能不用的。这就是汉武帝重法治的原因。

周代重德治，对旧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是很维护的，所以《礼记·曲礼上》中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有的学者指出，周代的礼，也包含着法。春秋战国随着法家的出现提出了法治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用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二是公正执法，要求“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辨》）。

这就要求以法治国，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韩非也称这一学说为“刑名之术”。他认为，具体的法令条文叫名，依据法令条文进行赏罚叫刑。名是刑的根据，刑应合乎名。这就叫“刑名之术”。由于中国的法治思想是先秦法家提出的，所以探讨汉武帝的法治思想离不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汉武帝继承了先秦和汉初执法公平“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法治思想，以法治国，是突出的。武帝妹妹隆虑公主之子昭平君，又是武帝女儿夷安公主的丈夫，犯法当死，隆虑公主临死前，以金千斤、钱千万为其赎罪。

按汉朝的法律是可以以钱赎罪的，所以武帝批准了。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又犯法当死，因为是公主之子，廷尉不敢做主处决他，又请示武帝决处其罪。

武帝“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妹）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仇，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汉武帝在处理这一案件时可以说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

武帝执法严明，如方士栾大，在乐成侯丁义的推荐下来到了武帝身边，靠诈骗博得了武帝的信任。武帝赏给他大量财富，并封其五利将军、天道将军、乐通侯等官、爵，授其六颗金印，还把自己的女儿、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了他。

但后来武帝发现了他的诈骗活动后，坚决处死了他，并对推荐他的乐成侯丁义也判处弃市。

王船山就此事说：“乐成侯丁义荐栾大，大诈穷而义弃市。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惩而大诫，小人之福也，惩一人而天下诫，国家之福也。义既诛，大臣弗敢荐方士者，畏诛而自不尝试也。义诛，而方士公孙卿之宠不复如以前的方士文成、五利之显赫。其后求仙之志亦息矣，无有从谀（奉承）之人也。故刑赏明而巧言谀媚之人收敛。武帝**侈无度而终不亡，赖此也夫!"王船山称赞汉武帝的严明执法起到了除奸、防奸的作用，甚而说武帝最后没有亡国，就依赖于他的执法严明。

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武帝不分亲疏贵贱、公正执法，确实得到了先秦法治思想的真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汉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吸收先秦法家思想而形成的。

汉武帝重法治也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即位不久外事四夷、内事兴作，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势必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为此就需要增订法律，严明赏罚，以推动事业前进。《汉书·刑法志》说：“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在这种情况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这次条定的律令特点是：

法令文深、严酷：《汉书·张汤传》说“张汤与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文深”。《汉书·刑法志》说：“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所谓律令文深、严酷。法令条文繁多、严密。《汉书·刑法志》说武帝时法网渐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上述记载说明，汉朝的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其中律、令是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律，是皇帝令制定的一种稳定的基本的法律形式，是判定犯罪性质、名称、轻重的准绳。汉武帝时，据《晋书·刑法志》说张汤做宫廷警卫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共计三十三篇。

上述高帝、武帝共作律六十篇，武帝时制定三十三篇，占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上引《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九十五章”，统称汉律，后亡逸。后世所说汉律，就是指上述这些篇章。

令，就是皇帝的诏令。《汉书·宣帝纪》注引文颖说“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

科，按犯罪性质分类进行处罚的条律称科或科条。《释名·释典艺》云：“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后汉书·梁统传》载：“武帝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

比，是以旧的案例作为判决的标准，遇有案子与其比较进行判定，所以称为“决事比”。

法律条文的明显增加，使“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武帝就是“霸王道杂之”的开创者和实践者，尊儒且重法，任用儒法兼用的公孙弘和从狱吏中提拔起来的张汤、杜周等执法大臣，用严刑峻法打击诸侯王叛乱、豪强、商人、农民起义。因此说以法治国是汉武帝治国的重要办法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