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二章 独尊儒术弘法治（第2页）

此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的范围仅限于元光元年五月对策会议所举贤良文学之中，并没有扩大到社会与国家各级机构之中。

此后，武帝于元朔五年（前124）六月，又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名，并按其学习儒家经典的成绩优劣选拔其做官吏。这为儒生参加封建官僚集团大开方便之门。

由于这一活动只适用于儒生，其他各派的学习者没有此待遇，所以这一活动也是武帝尊儒术的一个重要表现。至此，武帝的尊儒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自建元五年（前136）到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安侯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到元朔五年（前124）为五经博士置弟子员，这十二年是武帝尊儒活动取得成功的主要时期。

这些尊儒活动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儒学取代黄老之学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一点表现在国家政策上，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至用《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法典用；国立太学中，只设儒家《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博士，其他诸子传记博士被罢黜；不断从太学中选拔弟子加入国家官僚集团。

在尊儒过程中及其以后，其他各学派的地位下降。武帝并没有对其“绝其道”“灭”其说。各学派的著作均可收藏、流传供人学习、研究。

并且，汉武帝还把法家、道家、纵横家、杂家甚而方术之术等各家各派的人物通过公车上书、征召、任子、资选、从小吏中逐级提升等方式罗致左右，让他们做官、出谋划策，辅佐自己治理国家。

因此，可以说汉武帝实际上并没有“罢黜百家”，而是兼用百家。

这点汉代人是认可的，太史公就说他“悉延（引）百端之学”。汲黯则说汉武帝“内多欲而施仁义”，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据此人们常说汉武帝是外儒内法、儒法并用。武帝之后汉朝还在重法治、以法治国。总之，应该说汉武帝继承了汉初开明的文化思想政策，并没有返回到秦始皇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专制的政策中去。

可是，汉武帝的“悉延（引）百端之学”并不是说各学派都是平等的，而是把各学派分层次地加以兼用的。尊儒术，是把儒术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或统治思想；重法治，是把法家学说中的以法治国作为治国的方法、制度用的；此外又兼用各家。这就是太史公所说的“悉延（引）百端之学”。

所谓“独尊儒术”，汉武帝是确实尊了。所谓“罢黜百家”如果像董仲舒建议所说的那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汉武帝并没有采纳。相反，汉武帝是在尊儒术的前提下，采取的是百家兼用，“悉延（引）百端”的方针。

自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巨大、迅速和惊人的。伴随社会发展变化，有两次大的思潮值得注意。

一是五德终始说与三统说。战国中期，激烈的兼并战争出现了国家向统一发展的趋势，人们渴望早日结束战乱实现统一、安定。孟子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反映了这一心理。当时还出现了另一影响很大的社会思潮就是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

这一学说认为天是宇宙的主宰，天子就要受命于天，接受上天赐予的一切。接受治理四方的命令，又把天命与五行相胜（克）的学说结合起来，鼓吹金、木、水、火、土就是五德，历史上一个朝代代表其中的一德，如果一德衰了，另一德就取而代之。

五德循环更替，按五行相胜次序，周而复始。凡帝王将兴，上天就降下符应或祥瑞，以表示受命于天。

在这一学说的指引下就编造出黄帝得土德，所以天就显示了黄龙地（大蚯蚓）之祥瑞，黄帝就做了帝王，制度是尚土的，颜色是尚黄的。

后来土德衰，木克土，禹就据木德而兴，因此得了秋、冬草木不杀的祯祥，建了木德制度，换用了青色衣服。后来，汤以金德取代了夏的木德，周文王又以火德取代商的金德。各德的取代都有其相应的符应、制度、服色等等。这样，“五德终始说”之鼓吹者就编造出了一部帝王受天命发展演变的有规律的历史。

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这一充斥着宗教迷信色彩的学说，竟然流传开来，并受到重视，成了帝王统治是否符合天意的准则。秦始皇相信它，以贾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五德终始说”也很相信，故此主张“更秦之法”，秦为水德，汉应为土德，并相应的改制度、易服色，等等。

西汉初期又出现了一种三统说。三统说是谁最先提出的已难以查证，不过董仲舒是其积极鼓吹者。三统说自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黑、白、赤三统的循环。夏为黑统，建寅，以农历（夏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商为白统，建丑，以农历十二月初一为岁首；周为赤统，建子，以农历十一月初一为岁首。继周者又应当是黑统。这就是所谓的天道。

三统说同五德终始说皆为历史循环论，主宰循环的决定力量都是天。二者的差别为：五德终始说认为秦是水德，在五德循环中占有一德的席位；三统说则认为黑、白、赤三统指夏、商、周，秦被排斥在三统之外，因为秦不符合三代的道统。三统说非常符合儒家的思想，可能是儒家改造五德终始说而提出来的。

上述二说俱鼓吹新王朝应受命、改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要求改正朔、易服色、更化，亦是要求汉武帝要受命改制。

二是德治、王道与法治、霸道。商朝崇拜天、迷信上帝，可是天并没有能保祐商，商朝亡国了。周朝接受了教训，强调敬天保民，重视德。清代王国维曾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说：

“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召诰》曰：‘我们不可不借鉴于夏代，也不可不借鉴殷。夏代、殷代，受天命该有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夏、殷的国运没有延续下来，是因为他们不敬其德，才失去了天命。’周之君臣，于其嗣服之初反复教诫也如是，则知所以驱草窃奸宄相为敌仇之民而跻之仁寿之域者，其经纶固大有在，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

了解西周重德治的思想，就可以知道儒家德治思想的源头就是从西周继承来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仁，就是爱护人，尊重人，把人当作人去对待。这和上引《尚书·康诰篇》:“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的德治思想是何等一致。

至于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则是从周代的德治思想发展而来的。然而，在春秋战国孔、孟的这套宣扬仁义教化、仁政、王道治国之道却备受冷落，四处碰壁。与此相反，讲法治、霸道的法家，却大见成效。尤其是秦国，竟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使国家富强，并灭了六国。然而，秦朝最后却落了个短命而亡。

汉初，秦朝为什么会灭亡成了人们探讨的热门话题。《汉书·刑法志》中说：“春秋之时，王道浸坏，教化不行。”“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义）之官，专任刑罚，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贾谊在《过秦论》中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仁义不施”。一言以蔽之，认为秦的灭亡是由于不施仁义、不用德治、专任刑罚、废弃三代的传统所造成的。

德治、王道与法治、霸道的争论，明显反映了汉初社会对治国思想、制度、方法的争论与选择。

这便是汉武帝即位后面对的两大社会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