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有一双很有意思的眼睛。
灰蓝色的。
不是那种干净的亮——是沉甸甸的,像被什么东西洗过很多次之后褪了色,但底下还有一层光。
他看人的时候不闪躲,也不盯着,就是那么看着你,像在等你说下一句。
我看了他几秒——可能有点久,因为酒精让我对时间长短的判断不太准确了。
“——没人。”我说。用的是英语。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英语,也许是因为他先说的英语,也许是因为酒精让我懒得切换语言。
他点了点头,坐了下来。跟老板要了一瓶啤酒和一碟枝豆,然后就那么坐着,慢慢地喝,慢慢地吃,偶尔抽一口那根快烧到手指的廉价烟。
我们没有说话。
安安静静地并排坐了大概十分钟。
他在喝他的酒,我在喝我的第四杯生啤。
吧台上方的电视在放深夜的棒球重播,声音开得很小,像远处的背景噪音。
“你是记者?”他忽然开口了。
我转头看他。
他指了指我放在吧台上的手——我左手手腕上戴着一个公司门禁卡,上面有传媒公司的logo,我的名字,和一个不太清楚的“取材”字样。
我看了一眼自己的门禁卡,笑了一下。
“算是吧。”我说。发音有点含糊,因为舌头不太听使唤了。“专题策划。就是——挖选题,写稿子,偶尔出门采访。”
“专题策划。”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日语发音不太标准,但能听懂。“听起来比实际工作内容正式很多。”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
“你说得对,但就是翻垃圾的。”
他也笑了一下。嘴角往上扯了扯,不算一个完整的笑容,但眼睛里那层光晃了一下。
“你在翻什么垃圾?”他问。
我差点就说出来了。
那三个月的挫败,那些不存在的部队编号,那些喝掉的咖啡,那间空荡荡的出租屋——我差点就对着一个陌生人全部倒出来了。
但我忍住了。
“……没什么。”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就是一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他没有追问。他点了点头,像是完全理解了一样,然后转头继续喝他的啤酒。
这个反应让我有点意外。
一般人要么追问,要么敷衍地安慰两句,要么觉得你矫情然后转话题。
他什么都没做,就只是接受了这个回答,然后继续安静地坐着。
好像他见过很多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我又喝了几口。
脑子和身体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像隔着一层温水在看东西,所有边缘都是模糊的。
那根绷了三个月的弦彻底松了,不仅松了,还断了。
“——你是做什么的?”我问。
“翻译。”他说。“日英互译。有时候帮贸易公司做合同,有时候帮旅行社做手册,有时候帮警察局做口译。”
“警察局?”
“偶尔。有外国人涉案的时候。”
“见过不少事吧?”
他抽了一口烟,把烟头按进烟灰缸里。那个动作很慢,像是每一根烟他都抽到了不能再抽才舍得按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