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二章 论革命（第2页）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假定这种实行革命的企图会获得成功的基础上来加以论述。但是这种假定决不应该不加注意就通过审查。每一种这样的尝试，即使只是一种威胁而非要付诸于实践，都会激起一种抵抗；否则，这种抵抗将永远得不到强化。创新的敌人被其拥护者的放纵所恐吓。暴风雨逐渐猛烈，每个党派都悄无声息地以暴力和计谋作为武器来装备自己。让我们仔细看一看这样做的后果。只要这场斗争只限于真理和诡辩之间，我们还可以相当放心地去看它的发展和结果。但是，当我们把争论丢在一边而求助于刀剑时，情况就改变了。在战争的野蛮怒火和国内争斗的喧嚣当中，谁能断定这个事件到底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呢？即使它未能把我们带回到麻木的状态，并抹去有关我们一切改革的记忆，其后果也可能是重新给我们套上专制的枷锁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保压迫的胜利。

如果这些是革命的真正特征，如果能够证明革命完全是多余的，智力上的信念是一种完全足以消灭政治弊端的手段，那将是幸运的。但是这一点在我们研究的前一部分中[3]已经证明过了。人们常断言道：“人可以充分认识他们行为上的错误，但是却一点也不愿抛弃它。”除了根据我们对于知识一词的模糊理解外，是无法使这种说法讲得过去的。人的自觉行动是由他们的看法引起的。[4]凡是我们认为任何事情具有要求我们去做它的最强烈的诱因，我们绝对会选择并实行。让我们选择任何邪恶的事情来做，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在看到一件罪行的罪大恶极时还要去犯罪，这也是不可能的。在这种类似的所有例子里，都有以知识为一方，以错误或者习惯为另一方的斗争。当知识具有其全部威力的时候，人是不会做出错误的行为的。随着知识被遗忘或不再能回忆起，错误或习惯就会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有理由设想，我们的理解的永恒和力量是能够无限增加的。在这种意义上的知识是一种明确而毫无疑问的理解，例如没有任何错觉能抵抗它，它完全不同于我们平常所说的知识，不同于那样一种情感，它时常被忘却，即使不被忘却，也很少被感觉到和理解到。[5]

这里所描绘的这种概念的美好，人类政治进步的美好，对于每一个观察家来说都应当是明显的。可能仍然有人会劝说：“即使承认这一点，但真理在发挥作用时可能还过于迟缓。”人们会告诉我们说：“在有关特权和垄断的恶行这些推测性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深刻感知，以至于不需要靠暴乱和斗争就可以消除掉这些恶行之前，许多年的时间将会流逝。对于一个理论家来说，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用这种概念的美好来娱乐自己是一件易事，但是同时人类却在受苦受难，不公平的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几代人可能在美好的承诺和希望当中日渐憔悴，还没有享受到好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人们将说：“不要用遥远、未知的希望来欺骗我们吧；但请让我们采取一种另一种方法吧，那种能迅速将我们从可恨得无法容忍的邪恶中解救出来的办法。”

为了响应这一主张，我们要提出：第一，那些要把整个社会突然从一种很少被人了解其弊害的掠夺中解救出来的一切企图已被证明，总是伴随着灾难一起，且失败也时常伴随其身旁。

第二，这样假设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没有群众性的**和暴力，我们这一代人就不能从政治原则的改进中获得利益。如果撇开政治制度的绝对改变，从道德上的错觉到真理，情感方面的每一个改变，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认识以及我们的沉着和独立思考上的每一次进步，其本身都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收获。制度的自由之所以受人追捧主要是因为它与思维的独立性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就有理由不那么担心所用的手段。[6]然而事实上，在任何地方，整个社会的或者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见解有了改变，政治制度也会同样受到影响。它们放松对思想的控制；它们被以一种不同的情绪所看待；它们逐渐地、几乎不知不觉地、湮没无闻，为世人所忘却。在没有暴乱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所得到的利益都几乎恰好是为了公众利益所最应该取得的利益。

同时，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我们尽力回应的那种反对意见显然是没有价值的。那些反对者抱怨道：“单是相信理性的那种理论的目的在于要剥夺目前这一代人政治改进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可是，我们刚才已经证明，它为他们取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同时，在另一方面，听到鼓吹使用武力的人承认一次大革命包含着一代人的牺牲，这是最为平常的事情。革命的领导者为了他们的子孙后裔可以安享革命的果实，遭受了根本性的改革所带来的灾难。

第三，认为单是相信理性的那种理论的目的是在于把根本改革放在遥远的未来，这也是一个错误。在一切科学和进步发展的最初阶段，缓慢和不易察觉是它们的本质。它的开始可以说是出于偶然。很少有人谈起它；很少有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虽然酝酿的时间很长，但它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突然的，未意料到的。因此，也许我们应该把发明印刷术看作是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充分的保证。但是，这种进步的结果却是人们长期以来不曾料到的；它被留作供具有洞察力的沃尔西在差不多三个世纪以前以天主教教士的名义预言：“我们必须摧毁印刷；否则印刷就会将我们摧毁。”现在，要想看到政治制度的最大弊害正在迅速地走向终结，并不需要有非凡的睿智。除了那些大体上好心的但是放纵的幸福拥护者以外，这个可喜的转折点没有更可怕的敌人了。

爱尔维修创作的一本著作，在他去世以后于1771年发表，其中有一段话的口吻同现在那些不满和失望的鼓吹公众自由的人的口吻如此相似，所以应该在这里加以引证。他说：“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长河中都有这样的时刻，他们无法确定应该选择哪一边，并且在善与恶之间权衡再三，因而他们感觉到了内心渴望受教导的愿望；在这时，我们可以说已经以某种方式准备好了土壤，真理的露珠可以容易地渗透进去。在这种时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出版可能会带来最为有利的改革；但是，当那个时刻已不再时，那个民族对最友善的动机也会变得麻木起来，而且，由于政府的性质，它将不可挽救地陷于无知和愚蠢之中。到那时，智力的土壤就变得坚硬而难以渗透；虽然甘霖可以普降，也可以将地表润湿，但是丰饶多产的希望已经破灭了。这就是法兰西的境况。她的人民已经成为整个欧洲轻蔑的对象。永远不会有任何有利的转折点能使他们回复自由。”[7]

几乎没有必要补充说明：法国大革命此时正在一连串的事件中做着准备；而这一连串事件可以很明显地被看作是从路易十五推翻议会那时开始的。这个事件引起了爱尔维修如此悲观的预言。

对我们在这里试图要消除的反对意见的另一种支持可能源自于以下这种看法：不仅“真理的进展是缓慢的”而且“它并不总是进步的，而是象人世间其他事情一样，要受盛衰消长的变迁的影响”。至今，这种看法已在公众事务中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认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的任务，是在人民倾向于他所希望他们采取的手段时把握机会，而不要等待，以免他们的热情减退，自愿合作的时刻成为过去。”

无庸置疑地，人类事务中会出现盛衰消长的。在次要的问题上，会有一种风尚使一种真理在某个时间比在另一个时间更受欢迎、更引人注目。但是，真理的总和似乎过于重要，以致于不容许受到这些变动的影响。从文艺复兴到现在，它一直靠着一股不可抵挡的动力在前进；文学的各种明显的分歧似乎也终归溶为一种伟大的共同一致。走过的每一步都不是倒退的。数学、自然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学和政治学由于正常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现阶段的完美程度。

“但是，无论对于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人类思想史有什么说法，从人类最早有记载以来的历史就呈现出了一番不同的景象。当然，在这里它并不完全体现为进步。希腊和罗马犹如无边的知识沙漠中的两块得天独厚的绿洲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方面，它们的光辉却非常短暂。雅典，在诗歌方面，在雄辩术方面，在其哲学家的敏锐和活力方面以及在美术的技巧方面，都臻于完美，以至世界上的其他所有时代都无法与之相媲美。然而取得的这些技巧，不料竟会在后世被人遗忘；继而被野蛮时代的黑夜所笼罩；而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其中几个方面竭尽全力去征服它们曾经占领过的土地。这种适用于个人进步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问题；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些政治上的优越条件，是这些优越条件成就了它们的伟大。”

对于此说法只有一种理由可以批驳它：印刷术的发明。多亏了这项发明，似乎我们可以保证人类的进步在未知的将来不会消亡。知识被传播给许许多多的人，因此知识的敌人无法得到查禁它的机会。喜欢出人头地是人类的普遍特性，尽管由于这个特性，科学的垄断被竭力拖延着，但实质上已告结束。由于书籍很容易大量印刷出版以及书价的低廉，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它们。旧时所存在的那种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当中的不同成员之间在获取信息上的极端不平等减少了。在以前相当不知名的一个阶层的人数变得多起来了，我们看到大批群众，虽然为了能有永久的谋生手段而注定要去劳动，但他们对于有学问的人所研究的那些大部分问题也有一些浮浅的知识。结果就是：拥有知识的人越多，知识所造成的影响就越大。在不同的情况下，人们被迫从事特别费力的事只是偶然；然而对于我们说来，整个却是经常的、系统的。

在结束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之前，还应该提出一个普遍的看法。从之前的讨论中，或许已经充分地看出，革命必然回引发许多值得我们持反对意见的情况，而且，这些情况对于人类的政治进步也绝不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归根到底，我们不应该忘记，虽然它们之间的联系并非是不可或缺或者必不可少，但是革命和暴力却常常跟社会制度的重要变革同时发生。在过去经常发生的事未必不会在将来偶尔发生。因此，真正的政治家的职责是，即使无法完全阻止革命，也要推迟革命。有理由相信：革命发生得越晚，政治上的利弊观念在事前就被越多的人所了解，革命所持续的时间越短，它所带来的危害就会越少。追求人类幸福的人将竭尽全力防止暴力；但是，如果我们以嫌恶的态度对人类事务置之不理，并且拒绝把自己的努力和关心致力于大众幸福的事业当中，那将是性格脆弱的表现，因为或许到最后，暴力还是会自己强行闯进来。随着情况的出现而善加利用，不能因为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如意就迳自引退，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为腐败而愤怒，为非正义而急躁，并由于这些情绪而支持革命煽动者的人，能为减轻他们的错误提供明显的辩解；他们的错误是一种善良感情的过度表现。同时，无论他们错误的根源如何可爱，但错误其本身或许就充满了对人类有害的后果。

[1]参见第二篇第二章。

[2]参见第一篇第六章。

[3]参见第一篇第五章。

[4]同上。

[5]参见第一篇第五章。

[6]参见第一章。

[7]参见爱尔维修：《论人及其智力和教育》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