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预产期还有十来天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从没有过的感觉。
先是腰,酸得像被人在骨缝里灌了醋,怎么躺都不对劲。
老田给我做了几个垫子塞在腰眼底下,垫了没一会儿又觉得硌得慌,翻来覆去地折腾。
肚子里的孩子最近也特别安静,不像前几个月那样踢腾得厉害,只是偶尔懒洋洋地翻个身,像在子宫里伸了个懒腰。
老田说这是快生了,孩子往下走了,空间小了就动得少。
二月三日那天,天还没亮透,我被一阵从肚子深处涌上来的绞痛给弄醒了。
那种痛不是之前偶尔出现的假性宫缩,而是一种从子宫底开始有节奏的、一波一波往骨头缝里钻的痛。
我咬着牙,用手捂着肚子,等着那一波过去。
过了大概十来分钟,第二波又来了,比刚才更猛,疼得我整个人在炕上蜷成了一个虾米。
“老田……”我伸手去推他,声音因为疼痛而发抖,“我……我肚子疼……快生了。”他一下子就醒了,他掀开薄被看了一眼我的下身,棉裤子的裆部湿了一大片,是一种清亮的、带着淡淡腥味的液体,羊水破了。
他连棉袄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膀子跳下炕,趿拉着鞋就往外跑,去找产婆去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漫长的折磨。
宫缩一波接一波地来,开始还是十来分钟一次,后来变成七八分钟,再后来四五分钟,越来越密,越来越疼。
王婶子来了,还有刘婶子,她们大概是老田跑去找来的,村里没卫生院,唯一的接生婆是王婶子的婆婆,早几年就瘫在床上动不了了,但王婶子跟了十几年,多少学了点。
“没事没事,头胎都这样。”王婶子一边用热水烫剪刀,一边用那种过来人的语气说道。
她用一块干净的白布垫在我身下,又让刘婶子烧了一大锅热水,屋子里弥漫着柴火的烟气和水蒸气混合的味道。
到了中午,宫口开到了六指。
王婶子说进展还行,但孩子的头位置不太对,不是正位,是枕后位,孩子的脸朝上,后脑勺卡在我的尾骨上。
她说这话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说再等等看,说不定能自己转过来。
老田在院子里来回地踱步,那道佝偻的身影投在窗户纸上,一会儿过去,一会儿过来,偶尔他停下来,趴在窗户上往里瞅一眼,然后又继续踱。
到了下午,宫口已经开全了,但孩子还是没转过来。
王婶子让我用力,我双手攥着老田从房梁上吊下来的一根麻绳,憋着气,把浑身的力气都往下身使。
那是一种像要把整个骨盆都撑裂的胀痛,孩子的头挤在耻骨和尾骨之间,每一寸下移都让我的骶骨像被人用钝刀在刮。
汗从额头上成股地淌下来,流进眼睛里,辣得睁不开。
“看见头了!”王婶子喊了一声,但紧接着她的脸又沉了下来,“不行,卡住了。孩子太宽,出不来。”铺天盖地的的剧痛让我把嘴唇咬出了血,铁锈般的血腥味渗进舌根。
身体里的每一条肌肉都在拼命地想把孩子推出来,但孩子卡在那里纹丝不动。
阴道口被撑成了一个几乎要撕裂的圆形。
老田在外面听到了我的嚎叫,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涕泪横流,声音已经嘶哑得不像人声。
他看着他那怀了孕的小媳妇在炕上疼得死去活来,眼睛里全是怕一尸两命的恐惧。
“送医院!”他说,“现在就走!”王婶子犹豫了一下。
村里人生孩子都是在家里生的,去镇上的卫生院要一个多小时,而且那条土路颠得很,万一生在半路上更危险。
但她看了一眼我身下那一滩混着血丝的羊水,还有那卡在产道口迟迟出不来的一小片婴儿头皮,咬咬牙点了头。
电三轮车后斗里铺了两层棉被,老田把我裹在一条旧毯子里抱上车。
我躺在车斗里,宫缩还在继续,但已经疼得意识模糊了,只感觉车身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剧烈地颠簸着,每一次颠簸都让卡在骨盆里的那个小脑袋蹭过耻骨,带来一阵让人眼冒金星的剧痛。
到了镇卫生院已经是傍晚。
值班的妇产科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白大褂下面穿一双塑料拖鞋。